“、”写真实“的实质是什么？》中说：”《人民文学》刊载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而《人民文学》的编者，也正是这一时期的修正主义的首倡者——秦兆阳，还把自己的文学见解强加到这篇作品里去，对小说作了重大的修改，强化了作品不健康的情绪和林震性格的偏激，这一切难道是偶然的吗？“（同上第20页）李希凡在不知道毛泽东对王蒙小说的看法前，批判的主要是王蒙，但了解情况后，在文章中就突出说明是秦兆阳了。因为毛泽东对这篇小说的态度，1957年，在批判右派作家时，极少提到王蒙和他的这篇小说，那时受到批判最多的反而是刘绍棠等人。

   在王蒙写作生涯中，《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最重要的一篇，也可以说是王蒙最好的小说之一。当时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以眼前的社会生活现实来判断小说，比较普遍的意见认为，这是一篇揭露官僚主义的作品。这样理解不能说不对，但在这个层面上认识这篇小说是不够的。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一书时，对王蒙这篇小说有一个新评价。他认为：“从小说的文本实际来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虽然具有揭示官僚主义现象、‘积极干预现实’的外部写真倾向，但它更是一篇以个人体验和感受为出发点，通过个人的理想激情与现实环境的冲突，表现叙述人心路历程的成长小说。……与外部冲突的再现相比，作者更注重对叙述人心理内部冲突的表现，甚至可以说，对心理冲突事件的精彩呈现，才是这篇作品的艺术独特性所在。小说的主题和现实针对性也只有在对其内部视角的分析中才能获得更切实的理解。”（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9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这个分析很有启发意义，它提示读者，特别是在时间过去许久以后，再从反“官僚主义”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篇小说已没有意义。

   王蒙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只有22岁，当时在北京东四区团委工作，王蒙是典型的“少共知识分子”出身，左翼文化是他们的基本思想倾向，但王蒙在这类知识分子当中，是一个对现实生活有敏锐感觉，并能深入思考的。如果从广泛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理想上来分析，王蒙这篇小说的主题可以概括为是党文化与知识分子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在王蒙笔下表现为他有意选择的两个意象，一个是：“组织部”，一个是“学生（青年）”，这两个意象虽在写实的一面，但同时也具有象征意义，王蒙也许不是有意为之，但现在看来，小说因为把握住了这两个意象的内涵，所以小说获得了超时空的意义，后代读者可以从中解读出他们自己的生活感受。这篇小说的内在冲突是代表“组织部”的刘世吾和代表“学生”的“林震”。如果细读王蒙的小说，你会发现，在过了半个世纪后，他的小说还能让读者重新解读出更为深刻的社会内容，就在于王蒙的艺术感觉使他在瞬间把握住了生活的本质。

   我们先看小说开头这一个细节：“三月，天空中纷洒着似雨似雪的东西。三轮车在区委会门口停住，一个年轻人跳下来。车夫看了看门口挂着的大牌子，客气地对乘客说：”您到这儿来，我不收钱。“王蒙没有解释这个细节的含义，但不解释却给读者留下了回味的余地，是不敢要钱？还是不愿意要钱？在五十年代，可以解释为是平民对政府和官员的感情，但半个世纪后读者还会有这样的感觉吗？1957年1月29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王蒙这篇小说，在会上，袁水拍有一个看法是：”三轮车不要钱，很拥护，但里边是黑暗。有的也可说是无意的，但主要人物是不清楚的。刘世吾也是表面的。“（《郭小川全集》第11卷第32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0年1月）在五十年代的文艺批评中，有一个现象是，那些从政治立场上否定小说的批判者，常常比赞扬小说的人，更能看出小说的妙处，至少在对王蒙这篇小说的评价上，那些批判者的眼光还是有力的，不过他们的立场和对作者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过去读者认为刘世吾是一个官僚主义者的形象，不过这样理解可能简单了一些。刘也是北大学生出身，他在组织部，对什么事都觉得“就那么回事”。当林震把韩常新随意整理简报的事告诉刘世吾时，刘的反应是：“老韩……这家伙……。真高明……。”刘是一个陷在了“组织部”里的“学生”，而林震虽然来到了“组织部”，但还没有陷进去。如果他在“组织部‘呆下去，他也是一个刘世吾，因为党的生活就是这样。还是在中国作协的那次会议上，就有人认为：”他下去也会变成刘世吾，有类似的调调，有忧郁病、孤独感的人。“（同上第324页）

   刘世吾的哲学是：“当然，想象总是好的，实际呢，就那么回事。问题不在有没有缺点，而在什么是主导的。我们区委的工作，包括组织部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呢还是缺点是基本的？显然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伟大的事业，正是由这些有缺点的组织和党员完成的。”

   在这篇小说里，还保留“学生”气质的人，不论是林震还是赵慧文，都陷入一种困惑中，因为他们看到的现实生活和“他在小学时听的党课的内容不是一个味儿。”我一直觉得王蒙在小说中有一种暗讽的东西，王蒙后来的小说中，也常有一种让读者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东西，王蒙几十年以后形成的创作风格，我们都可以在他早年的这篇小说中找到潜质，特别是他的讽刺艺术。

   王蒙自己解释写作动机时说：“想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写几个有缺点的人物，揭露我们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一是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

   “我写的几个人物和他们的纠葛，有一些地方虽然能够感受、传达，却不能清楚地分析、评价，写这篇小说时，我是抱着一种提出若干问题，同时惭愧地承认自己未能将这些问题很好地解决的心情的。”（王蒙《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957年5月8日《人民日报》，本文转引自《新华半月刊》1957年11号第155页）

   王蒙当时是以检讨的心理说这段话的，但恰恰是他说不清楚的这些东西，获得了长久的艺术感染力，如果他当时什么都想清楚了，那他的作品也只会是一篇概念化的东西。五十年代一些今天看来还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基本都是作家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写出来的。

   二、小说风波

   王蒙小说发表以后，很快引起了争论。五六十年代，凡引起争论的作品（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学术文章），通常有两个结局：一是因高层人物的介入和表态，使作者在一夜之间名利双收；另外一种就是在政治上把作者打入冷宫，甚至使有些人失去生命。前者如因批判俞平伯而成名的李希凡和蓝翎，因一篇杂文暗合了毛泽东心理的姚文元等；后者如电影《武训传》和《清宫秘史》的作者，还有因写《海瑞罢官》的吴晗、《电影的锣鼓》的作者和写了《草木篇》的流沙河，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王蒙的命运当时可以说在这两者之间。

   当时以《文艺学习》为主要阵地，发表了许多关于王蒙小说的争论文章。从1956年12月起，编辑部先后收到了参加讨论的稿件1300多篇，编辑部用连续四期的篇幅发了二十五篇。在这期间，先后发表讨论文章的还有《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延河》杂志。当时的讨论，大体还在学术范围，参预讨论的人虽然看法不同，但所谈都是自己的真实感受，不过主要声音是否定王蒙的。当时和王蒙思想倾向一致的刘绍棠、邵燕祥、从维熙和邓友梅都支持王蒙。

   邵燕祥认为“作者是从丰富纷繁的实际生活里汲取主题直到每一个细节的。”刘绍棠、从维熙则认为王蒙的小说严酷地、认真地忠诚于生活，他们说：“王蒙同志没有一点歪曲这个作为典型环境的党组织，他逼真地、准确地写出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不能要求他根据对我们党的整个概念来写这个党组织，因为这只能流于公式化。然而只有真实，才能有艺术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邓友梅认为：“在普通人身上看到缺点。林震的斗争是因为党性，批评缺点都是党的教育。”（《郭小川全集》第11卷第324页）

   1957年1月29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王蒙这篇小说，郭小川保留了一个不完整的纪录稿。在这份纪录稿一开始是这样几句话：

   “最初，歌颂占80%.现在，中间大，两头小。

   歌颂者，——大学生，年青的作家。“

   王蒙的意见是：“正面表现不够。1）不想把区委会写成一团糟。2）不是把林震作为榜样，是写男女关系，对缺点是有偏爱。3）解决矛盾很困难，刘世吾心的深处有灰尘，一下没法解决。”

   侯金镜：“是否一定写了刘世吾的缺点，非写优点不可，也不一定。有害的是作者对林震的态度。后半部作者的情绪孤独的、寂寞的。”

   张光年：“作者有才能，有热情，保护性的批评。现实观的错误，引起很大的危害性。代表一种社会舆论。没有敌情观念。”（同上第324页）

   另外参加会议的林默涵、艾青、张天翼和康濯等对王蒙小说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而没有参加会议的刘宾雁、唐挚、王愚却是支持王蒙的，不过支持这篇小说的人，几个月以后几乎都成了右派，虽然成为右派的直接原因并不完全都是因为支持了王蒙。在这场讨论中有三个人的看法值得注意，一是马寒冰，一是李希凡，还有就是林默涵。李希凡和马寒冰是反对这篇小说的，认为它不真实。在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上有问题的。李希凡说：“在典型环境的描写上，由于作者过分的‘偏激’，竟至漫不经心地以我们现实中某些落后现象，堆积成影响这些人物性格的典型环境，而歪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新华半月刊》1957年7月号，145页）但马寒冰和李希凡没有想到，正是他们对王蒙小说的批评，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度反感。黎之曾听到过毛泽东的讲话，他回忆毛泽东当时的讲话情景：“在去年省委市委书记会上我就发表了意见，我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不知怎么，把我的话传达错了，只说他们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我再说一遍我不赞成他们的观点。有个人叫王明，哎，不对，叫王蒙，大概是王明的弟弟吧。他写了一篇小说批评共产党工作中的缺点。了解了一下，他也是共产党，好吗！部队几位同志就‘围剿’，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北京怎么就没有官僚主义。”（《文坛风云录》第75页）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和文艺界有一次谈话，他说：“我看文艺批评方面围剿王蒙，所以我要开这宣传会议，从批评王蒙这件事情看来，写文章的人也不去调查研究王蒙这个人多长多大，他就住在北京，要写批评文章，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你批评他，还是为着帮助他么。”（《毛泽东思想万岁》第144页，此为文革中广泛流传的印刷品，主要是毛泽东的讲话。现在文革史研究专家公认本书虽然在记录的文字上有些错讹处，但内容是真实的。对比后来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文献，可以肯定这本印刷品作为研究材料是没有问题的）

   1957年3月12日召开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在反右派运动史上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次会议是涉及在反右运动中是否存在一个“引蛇出洞”论的问题。而现在看来，这次会议的召开，与一个作家的一篇小说有直接关系。也正是在这一阶段的几次会议上，毛泽东认为“《文汇报》上姚文元的文章好。……很有说服力”（同上119页）“有个姚文元，写的还是比较有说服力，我还看得下去，就是马寒冰的文章，我看不下去。”（同上144页）后来马寒冰是自杀了，而姚文元自然得到了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