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制度的变化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这次历史转型主要发生在政治层面，但它带给社会生活的变化却是巨大的。中国当代文学（主要指十七年的文学）之所以变化成为后来那样的情形，也不是偶然的，它有一个鲜明的时代背景。它的发生历程中有许多值得分析的历史现象。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作家队伍的变化。

   1949年以后，从作家的结构上看，在这个时期最活跃的作家以延安作家为主。延安作家的构成主要是两部分人，一是由延安自己培养的作家，一是到过延安的原左翼作家。那些曾在国统区写作的政治态度中性的自由作家和原来以新月文人集团为主的作家，从1949年以后已开始受到冷落，他们由中心退到了边缘。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实际正在一个兴盛时期，它的主要标志就是相当一批作家正在进入创作的成熟期，像沈从文、曹禺、张爱玲、师陀、无名氏、徐訏、钱钟书等等。他们当时正是四十岁左右的年龄。但由于时代的突然转换，他们的创作活动已经不能按中国现代文学已经达到和形成的传统继续下去了。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到了1949年以后，从中国现代文学的总格局上观察，在新时代，一个作家是不是有过延安经历，是他们能否与这个时代在各方面都达成平衡的一个标志，没有过延安经历的作家，已经由过去的主流位置退居边缘了。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史考察，可以发现，当时主要活跃的作家不是以往那些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作家，而是从延安和更为广泛的解放区来的文化水平较低的作家。

   当时在文学制度上选择了与过去不同的管理方式，如果说过去作家主要是作为一种自由职业的话，那么现在这种职业已经不再是自由职业，它也被纳入了体制，成为一种单位职业。因为不可能起用大批旧知识分子，而又没有那么多新知识分子，就必然要加强对于新知识分子的文化培养。在作家方面，就出现了日后对于中国作家协会体制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中央文学讲习所。讲习所的主要负责人是丁玲。

   马烽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文协为什么不可以办个文学院呢？我把我的想法和田间、康濯同志谈了，他们也有同感。后来我们又向主持文协工作的丁玲同志讲了。她说她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她经常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大都是战争时期根据地土生土长的青年作者都要求能有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从长远来看，这确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她已经在主席团会议上提出来了，大家都认为很有必要。但仅靠文协的力量是不可能办到的。她打算向中宣部领导正式汇报，争取能够早日实现。”[1]

   当时中宣部没有同意他们办文学院，但同意他们办个文学进修班，主要是给解放区涌现出来的那些青年作者有个读书提高的机会。这就是后来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当时的中央文学讲习所主要承担了两个功能，一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确实提高了一部分文化水平很低的作家的艺术素质，比如陈登科，他在进入文讲所之前差不多是一个文盲，后来他们都在文化上有了较大的提高。二是文讲所为后来各地的作家协会做了干部上的准备，在五十年代和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出身于文讲所的作家中有相当一批人成了各地作家协会的主要负责人。

   由于中国作家在很长时期内都是由作家协会来负责管理的，所以在文革前，中国当代文学中最活跃的作家在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方法上，主要是受出身于文学讲习所的那些作家的影响。

   那时的文学讲习所，除了一些专题讲座外，还要学习政治。马烽回忆说：“政治学习，我们除了文化部党委布置的学习班文件外，还增加了马、恩、列、斯论文艺。至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经常要读的文件了。”[2]

   一方面制约成熟的现代作家的文学活动，别一方面却又在培养作家。

   2、出版制度的变化。

   1949年以后，对于文学创作最大的影响就是出版制度的变化。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依赖中国现代出版制度的形成和成熟而发展。有现代的出版制度才能形成以自由写作为基本生存方式的作家，中国现代作家之所以在文学创作上达到了他们一生中的最高水平，就是因为还没有丧失了保证他们创作活动最重要的现代出版制度。以自由和公开为基本特点的现代出版制度的消亡，导致学术和文学活动所依赖的自由空间完全丧失。

   3、现代大学制度的变化。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另一个标志是，它和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互动关系。就是说中国现代大学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中国现代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都和中国现代大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最重要的文学社团和最重要的文学流派，大体上可以说是由中国现代大学而来的。但1949年以后，中国现代大学所形成的传统，比如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学术自由、党派退出大学和校园结社自由等等都不存在了。由于失去了这些传统，文学的发展已成为不可能。

   4、文学教育和文学欣赏的变化。

   随着意识形态的高度一体化，文学教育和文学欣赏的趣味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抛弃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所形成的传统，对文学教育和文学欣赏的基本要求是以工农的欣赏趣味为理想目标。

   中国当代文学在1949的转型过程中，本来可以继承中国现代文学已有的传统，包括继续让那些正在创作旺盛期的作家自由选择他们的创作道路，当时却对现代文学传统采取了一种敌视态度。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没有出现堪于中国现代文学相比的作家和作品，主要是政治文化精神制约了中国作家的创造力。

   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除了由政治文化精神所制约以外，也与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独立性相关。从下面将要分析的个案中，可以发现知识分子在时代变革中，确实表现出了他们的局限性。

   二、《文汇报》的讨论

   本文选择的个案在以往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不为人注意。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不能仅仅以作家和作品的变化为主要依据，还应当注意那些曾经对作家的创作道路和读者的欣赏趣味产生了影响的历史事件。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各类文学杂志和报纸上曾经发生过许多对文学作品的各种形式的讨论，以往研究者较多注意的是那些纯粹的文学讨论，这些讨论的参与者以作家和评论家以及少量普遍读者为主，而对于那些纯粹是读者参与的讨论却注意不够。其实在纯粹读者参与的讨论中，更能看出一个时代文学创作、文学教育、文学欣赏和文学评论的转型是如何发生的。

   1952年6月4日，《文汇报》在第七版“文化广场”开了一个专栏，名为：“肃清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毒素的文艺作品的影响”。编者按说：“资产阶级文艺作品为散布享乐腐化思想的来源之一，因此在进行分析和批判时，必须比较全面的和深刻的接触到思想根源。”

   在这个栏目下首先发表了两个读者的短文：

   胡冰《我的享乐腐化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蒋达章《剥开名著的“皮！》。

   《文汇报》编者给蒋达章的文章还加了编者按：

   蒋达章同志看《飘》这本坏小说，是去年在X学校图书馆借到的；在伟大的三反、五反运

   动中，很多学校图书馆都已经把反动书刊进行了一次清除，如果有个别学校图书馆还没有进行

   清查的，应当以严肃的向人民负责的态度进行一次清理工作。关于清理学校图书馆的情况，希

   望读者写信告诉我们，作为我们工作的参考。

   这两个读者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是，他们的资产阶级享乐腐化思想都是受到了文艺作品的影响。文章同时提到给他们的思想带来巨大毒害的是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飘》。

   6月6日，发表了贾慧的文章《我的腐朽的人生观是怎样形成的？》，她在文章中说：“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在典型的半殖民地都市的资产阶级式大学里读书。随着美帝的文化侵略，其反动文艺作品也涌入了我们的图书馆。和《虎魄》同时，我也看了《飘》这本书。”

   6月7日，市西中学学生蔡宜其的文章《幼小的心灵是谁摧残的？》

   编者按说：“蔡宜其同学是市西中学的学生，今年还只有十八岁。从她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传播资产阶级文艺毒素的文艺作品对青年人的毒害何等严重！它摧残了幼小的心灵，使青年人整日沉迷在苦闷的圈子里，恐惧、彷徨，不明白人生的意义；因此我们更有责任来肃清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毒素的文艺作品的影响，教育每一个青年学生都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劳动具有伟大理想的未来的祖国的建设者和捍卫者”。这个中学生说：“我在小学毕业后，就到一个贵族化的教会学校念书”。她在人也的文章里所批判的文艺作品是：《狄克探案》和《亚森罗苹》一类的侦探小说。

   6月8日，发表了华东师大学生罗无友的一篇文章《〈风萧萧〉毒害了我》。她说：“当时，我被子徐訏虚无的笔调所吸引，我被徐訏‘共同的幻觉便是实在’这种荒谬的言论所迷惑，我做了徐訏的虚无主义的俘虏。从这时候起，我放弃了书本，整天沉醉在灯红酒绿的场所，过着腐化的生活。爱虚荣、爱金钱、追求享乐，我学会了虚伪与欺骗，也学会了怎能样去玩弄男人。还有一部分没有实现的‘理想’，就是我没有做过特务，这不是说我不要做，而是没有这个机会；否则，我也会堕落到背叛人民的反革命泥坑里去。”

   6月9日，发表了复旦大学学生李尚的文章《我把“流氓”当做“好人”》他在批判了《飘》对他的毒害后说：“我读过《钢铁是怎能样炼成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我看到党、团同志的忘我的工作，耐心的在帮助每一个人的进步。”

   6月10日，发表革大外专学生《从几个问题上看反动文艺作品对青年的危害性》。文章重点批判的也是小说《飘》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

   6月11日，发表扬州中学学生徐式谷《资产阶级反动文艺作品使我脱离现实脱离生活！》他批判的也是侦探小说。他：“侦探小说多半来自国外，不用说，那时我对英美的‘文明’羡慕崇拜的了，我的理想是到美英留学，学会侦探技术，回国做‘大侦探’；如果真的成为事实，这岂不就是做了捕杀革命志士的的统治者的爪牙。这些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凶淫暴戾、阴险诡诈、恐怖离奇的侦探小说，在青年中散布着不良影响，实是我们所不容许的，我除了把自己受害的经历提出控诉外，还希望学校行政、教师、家长们重视这一问题，对学校中存在的这种现象采取有效的办法加以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