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可以说也是一种职业，既为职业，就有它的游戏规则，任何规则的核心都是以平等和公正为首选条件的，从政的人要有职业道德，这种职业虽然有它的特殊性，但进入游戏，大家在气质和风度上就要养成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的最起码要求就是要有容纳异己的胸怀，要在人格上尊重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现代政治的逻辑不是成者为王败者贼，而是进退平等从容。

   政治上的失意，并不意味着人格上的缺失，用当年胡适先生说过的话就是，政见可以不同，但我们不能轻易怀疑人家的人格。在这一点上，我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并不隔绝。中国古代官场的逻辑就不是非此即彼的，同僚对于失意的官员也保留平常的敬重，苏东坡贬谪岭南，沿途所过之处，同样受到很好的关照。现代政治是不记仇的，尤其不记异己的仇。政治是有成败的，成的不一定都是好人，败的也不一定就都是坏人，政治的成败和人格的高下不是对等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以为中国上世纪40年代以前那些活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体是养成了这种气质的。简单说就是不因政见的不同，而否定对方的一切。那时他们这一班人对于鲁迅都是有看法的，但政见的不同，并没有使他们看轻鲁迅的学术水平。胡适、梁实秋、叶公超和鲁迅不是一路人，但他们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杂文成就都有很高的评价。苏雪林年轻的时候对鲁迅很偏激，胡适还批评了她。

   上世纪40年代晚期，张东荪在《观察》周刊上写文章，讨论“中国自由主义向何处去”，他对中国文化界有一个评价，就是说那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养成了现代文化精神的。他说：“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然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文化界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 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

   张东荪认为这种精神不是可以随便得到的，是积若干学养后方可达到的。他认为那时中国的文化界已有这样的风度。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在当时认同西方文化的人们中已经萌芽。他说：“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更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

   现代政治精神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的，现代政治精神是现代文化精神在政治上的体现。现代社会从政的人，多数是从大学里来的，他们的现代文化精神和气质应该是在大学里培养的，如果大学里就没有了这种精神和气质，我们还能指望它在政治上有所体现吗？所以我以为现代政治精神的养成是依赖于现代文化精神的，是先有了现代文化精神，而后才有现代政治精神的，我们不能只对从政的人讲养成现代政治精神，而要先在思想文化界训练大家养成尊重异已的习惯，慢慢培养容忍异见的气质，时间长了，也许这种精神就从政治上体现出来了。

   胡适晚年一再强调容忍比自由重要，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学术上不能容纳异见还不很要紧，政治上不容纳异已，从政的人就永远摆脱不了恐惧，政治也就永远进步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