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晚年和胡颂平谈起翁文灏，有一点微词。大意是说翁文灏对他手下的人太过苛刻，胡适特别提到吴景超曾说翁“太难服侍”。胡适和翁文灏是老交情了，但最后对历史的判断却很不相同，胡适的日记中也记载过：1948年，在国民政府最困难的时候，翁文灏显得很烦躁，曾说过这么个烂摊子落到了我身上一类的话。翁文灏当时是行政院院长。后来他对蒋介石失望，选择了回到中国大陆来。当时他是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之一，位列第12位。翁文灏先到了法国，1951年1月，又由法国转英国回到了中国。

   翁文灏回国的时候，已经62岁了，确有叶落归根的心理。那时他的父亲和大儿子也在大陆。翁文灏的小儿子曾在空军服役，抗战时在桂林牺牲，翁文灏对自己的长子翁心源最是喜欢。公平地说，在翁文灏回国的问题上，当时这边的态度还算不错。

   翁文灏虽然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那一代老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感情很深，在他们身上，有许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

   按说翁文灏选择回到中国来，对当时的蒋介石打击很大。虽然从政治方面来说，翁的选择已表明他和蒋已经决裂，但他对蒋的人格还保持尊重。他回到大陆来，按当时的情况，他其实非常为难，因为在他回国的条件中有一条是：“必须划清界线，谴责蒋介石反动集团。”

   这个条件对一般人来说不难做到，人家让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但对像翁文灏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他内心是最难以接受的，因为蒋曾经对他有知遇之恩。翁文灏决定回国时，他的老朋友邵力子曾转达过周恩来总理对他的一个指示。当时让翁文灏最为难的就是这边一定要让他骂蒋介石，但翁文灏给邵力子回信，要求自己在声明中只做自责，不能骂蒋。（参阅李学通《书生从政──翁文灏》第284页，兰州大学出版）

   中国传统文化很讲究知遇之恩，因为人生总有第一推动力，世界上没有所谓应该的事，一个人再有才能，他还得遇到机会。给你机会并帮助过你的人，在人的一生中最为重要！西方人讲的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句话虽然不错，但这句话常常成为背叛恩情的一个借口。我还是感觉中国传统在这方面更近人情，因为“真理”是抽象的，而“吾师”却是具体的，在这方面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品质和道德。前一段读过一本《废名年谱》，其中也有很多感人的细节。周作人是废名的恩师，周作人当年从监狱出来后，最关心他的是废名，在这种师生关系之中，有许多超越现实政治的东西在其中。

   记得曾读过龚育之先生一篇谈论胡适的文章，其中也提到过一个细节。他记得汪子嵩曾和他说过：当年贺麟留下时特别表明“他不能公开责骂蒋介石”。因为贺麟早年曾给蒋讲过黑格尔，抗战时期，贺麟为实践学术救国理想，曾在中央政校授课，受到蒋介石的专门约见，并接受过蒋的资助，创立“外国哲学编译委员会”，出版过一些西方哲学著作。

   中国老辈知识分子思想很新，道德很旧——讲究礼义与仁爱，讲究诚信与道统，并贯穿自己的一生。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为知己者死”的风习，转化到他们身上，内化为一种道德力量。虽然后来在相当长时间内，不能公开表现，但在他们内心却有一个绝对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