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鸣和他的上司李景治的冲突发生以来，学界议论很多。虽然我不是大学中人，但对于此事的是非，还是一眼就能看清楚。我当然支持张鸣，但现在我要说的不是此事的是非，而想由此事反观当下中国大学的制度缺陷。
   中国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制度，时间并不长，怎么算也不过百年左右，但中国早年引进现代大学制度的人，比较高明，就是从一开始就把它设计成一种有竞争性的制度，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一般说来，中国的老大学是国立、私立和教会三种形式并存。虽然这三种形式的大学极难获得事实上完全平等的地位，但它们的法定地位始终是平等的，当时的《大学组织法》对此有明确规定。这三种形式的大学各有自己的优势，所以它们都产生了一流的大学，国立不必说了，教会大学中的燕京、协和，私立的南开大学等等，当时都是名校。有了这样的大学制度，才能产生相应的教授流动机制。中国老大学是在教授的自由流动中保持活力的。
   张鸣事件的起源大体可以说是评职称，这在中西大学中，都是引发冲突的核心元素，因为这是校园利益的重心。在任何单位，人事冲突都难免发生，但在具有自由流动机制的地方，冲突一般会减少到较低程度。１９３８年钱锺书从英国回来，到西南联大外文系教书，因为说话比较随便，得罪了一些人，钱锺书的选择是一走了之，到了湘西国立兰田师院，用流动化解冲突。当年鲁迅在中山大学教书，听说顾颉刚要来，因为两人有过节，鲁迅主动选择离开，到厦门教书去了。凡冲突都有积累过程，在自由流动的环境中，当冲突即将发生时，因流动带来的转换会使冲突平静。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没有人愿意选择冲突，凡冲突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当下的大学制度，对教授特别是名教授，事实上具备了自由流动的条件。但中国的教授，一般不会选择从名校流动到非名校，所以教授的流动往往是单向的流动，因为地区和校际间的不平等，不流动的名校会聚集大量的矛盾，张鸣事件不过是刚开了个头。
   教授的聘用，其实是一种选拔制度，任何选拔制度都不可能把事实上存在的缺点都回避掉，但在刚性的制度约束和经验的灵活掌握中，总会找到一种平衡。中国老大学中教授的聘用，也有学历和资格的约束，但并不排斥灵活性。所以才有像钱穆这样只有小学学历的人被顾颉刚这样科班出身的大学者，请到燕京大学去当教授；也有像沈从文这样连小学都有没有毕业的人，被胡适这样什么学历都不缺的学者请到中国公学的讲台上。这说明当时教授的聘用制度有活力。
   老大学教授的聘用权，理论上在校长手里，但实际的选拔人是各系的系主任，因为教授是由系主任来使用的，在专业分工的情况下，通常也只有系主任会对教授的专业有比较符合事实的评价。作为一个系主任，如果给了他聘用教授的权力，我想他们不会全聘用草包，总得要干活的人嘛。照顾个别亲朋难免，这也是人之常情，但一般不会全成了自家兄弟，除非他不想干这个系主任了。张鸣为萧延中说话，我是深表理解的，在中国专门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中，人大的萧延中和单少杰是颇具社会声望的，上世纪８０年代就很出名，人大的教授评聘机制不能选择这样的学者，肯定说明体制有问题。张鸣认为是过度行政化，这还是客气的说法，其实我看连行政化也够不上，是衙门化。大学不能以社会声望来选择教授，是当下中国大学最大的悲哀，因为社会声望比学历和资格更为难得，社会声望是一种影响力，一种无形资产，虽然它是一个软性的条件，但在事实上它也是一种社会承认，萧延中和单少杰怎么说都是人大的骄傲，别人信不信我不管，反正我信，因为我读过他们两位的著作。
   再好的制度，如果对一个没有任何道德的人来说，都难以产生作用。中国老大学办得比较好，一是制度比较合理，二是教授的道德水平比较可靠。不是说那时候没有矛盾，没有烂事，而是说比较少。如果这两条都不具备，中国大学是很难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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