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旧知识分子有很深的敬意，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我的感觉一方面来自于理性认识，对那个逝去的年代我始终有一个基本判断。我从文献中看到的历史肯定是有局限的，但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我说旧知识分子有独立的品格，我一定会找出很多具体的事例，如果只是特例，我不会轻易下结论。
   另一方面，我也接触过一些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待人接物的气度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倾向于认为，旧时代的教育虽然不是没有问题，但没有致命的弱点，在做人这一点上，后来的教育基本失败。２０世纪后５０年的教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评价。从教育设计者所期望达到的教育目的来说，这个教育很成功，因为后来的历史证明了那种教育所带来的后果。另一面，这个教育又很失败，理由就不多说了。
   没有一种教育是成心要让人学坏的，但教育的结果是很多人变坏了，这是一个事实。教育不是让人学会爱，而是要让人学会恨。对待敌人就要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残酷无情。西方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博爱，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是仁爱，但到了后来，这些都不要了。
   １９５０年代以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最好的都是后来教育出来的积极分子，他们是最听话的人，你让我干好事我就干好事，你让我干坏事我就干坏事。到了“文革”，教育的后果就体现出来了，这就是学生打老师，学生逼得老师跳了楼。从这个结果上评价，我们的教育成功吗？好的教育制度才可能培养出好人来，如果相反，那就可以肯定地说，教育一定是出了问题的。

   前些年武汉有一本杂志叫《今日名流》，我在上面读到过一件事，印象极深。事情是中国著名数学家李国平的儿子李工真讲的。李工真说，像“文革”这样的事，只有在传统道德完全死光的时候才能发生。他说：“文革是‘一代新人’干出来的。我父亲对我讲，他教了那么多学生，凡是解放前教出来的，没有一个人敢走到台子上公开讲李国平你如何如何的，一个都不敢。解放以后毕业的学生，哪怕是１９５２年１９５３年毕业的学生，情况就大不一样，而且愈演愈烈，１９６５年收进来的学生，那就不是文斗了，一个个都用拳头对付他了。”
   人们不要把李先生的话当作数学定律，要它百分之百准确，而是要珍视他的那种感受，就感受而言，李先生的话没有错。
   教育的首要问题在于培养健全的人格，这是古今中外教育的通例，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让人学好。而过去的教育在这问题上出现的失误，并不是从教育中能找到的，因为教育只是整个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
   有一篇回忆顾准的文章，作者徐方，是顾准当年的一个晚辈。徐方的妈妈是顾准的同事。有一次他们在一起说到教育孩子的问题，顾准承认他的教育是失败的，因为在他出事以后，他的孩子都不和他来往了。在那样的年代里，顾准的孩子不和他来往，而徐方却一直保持了她对顾伯伯的敬重。徐方回忆说：“母亲说：我的教育比你成功，因为我从来不对孩子讲假话。自从咪咪懂事后，我把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真实看法讲给她听。从镇压反革命、公私合营、反右，到大跃进、人民公社，直至‘文化大革命’，我不仅把她当作孩子，还当作好朋友；而你过去只跟夫人之间讲真心话，在子女面前，两个人却统一口径，一律正面教育，让他们‘听党的话，坚定地跟党走’。他们看到你多年来为‘党’所不容，视为异己分子，怎么能接受这个现实？又怎么可能不背离你而去？恕我直言，你跟几个孩子的关系发展到今天，自己要负一部分责任。”
   这样的事，在那样的年代里司空见惯，现在提这件事，也不是要去纠缠这是谁的责任，而是说出这样一个事实，以及认识这个事实和中国教育的关系。
   首发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