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美国朋友我的英文名字叫弗兰克(Frank)，有的人欣然接受，就用了起来。有的呢，尤其是去过中国、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会满面狐疑的追问，这是你的真实名字吗？不得已，只好坦白，说从法律上讲，还没来得及改，但就这么约定俗成的叫上了，图个方便。还有更学究气的，问为什么叫弗兰克，有没有什么原因。

   说起来，用这个英文名字还真有点渊源，它跟我的第一个业余英文老师有关。在北大读研究生时，系里几个哥们儿比较要好，做事情都在一起。一天，一位老兄兴冲冲的告诉我们，他认识了一个美国女孩儿，中文名字叫卢飞丽，是北大的外国留学生，从美国来的，愿意跟我们组成一个学习小组，她教我们英文，我们教她中文。我们几个都高兴坏了，忙不迭的就答应了。

   第一次见面，大家都挺高兴，互相介绍之后，她说要给我们每人起个英文名。看着我时，她几乎没加思索就说，“你就是弗兰克”(You are Frank!)。就这样，这个名字就跟我到了今天。告诉朋友这个典故时，有爱钻研的还说，也许她是觉得你长得象“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吧。当时我还傻呼呼的问，弗兰克·辛纳屈是谁呀，有名气吗？后来才知道，辛纳屈是一位著名歌手，还是演员、电台、电视节目主持人、和唱片公司老板。

   话说回来，卢飞丽的英文名字记得是Felicity Lufkin，她取的中文名字音、意都非常好。飞丽的性格也很爽快，我们都非常喜欢她，有时还邀请她去我们乱糟糟的研究生楼活动室跳舞，她也毫不介意，跳得很高兴。来美国后，好象跟她联系过一次，后来就失去了联系。不知她今天是否还在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如果是的，她也应该是个老资格的“中国通”了。

   最近，今日美国报有一篇大维·林奇(David J. Lynch)的文章，介绍了一本新书，讲的是两个美国人，一个是叫约翰·庞福瑞(John Pomfret)的中国通，另一个作者叫亨利·霍尔特(Henry Holt)。他们新书的题目是“中国的教训：五个同学和新中国的故事。”

   1980年，庞福瑞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刚读完大三，他就作为第一批美国的交换学生去了中国。那时，中美之间直飞的航班都没有，他必须先飞香港，再坐火车到北京。语言训练之后，他去了南京大学，跟七个中国大学生挤一个寝室。他的书写了其中五个人的故事，让庞福瑞的书有价值的，是那些以美国人的视角、近距离观察中国人的描述。

   五人中的一个叫老吴，父母在文革中双双被打死，另一个在他的村子里拷打过别人。就象林奇所说的，美国的中国研究者有两类，卑躬屈膝的“熊猫拥抱者”，和与之相对的“赤龙斩杀者”，作为华盛顿邮报记者的庞福瑞，林奇说他两面都不是。

   很有意思的，是庞福瑞在听说他的同学老吴居然接受了按中共旨意粉饰、撰写文革史的写作工作，他大吃一惊，觉得不可思议，想不通为什么有人会去美化一个杀死了自己双亲的血腥运动。但是，在今天的中国人中，有几个会跟庞福瑞有同样的感觉呢？这可能是我们与“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境界相去越来越远的一个写照。

   庞福瑞认为，虽然中国人很擅长为美国市场制造廉价商品，但过去几十年的极权统治，却使得中国人变得玩世不恭、道德沦丧、并且全部丧失了正的信仰。壮哉斯言，这的确是一双锐眼，旁观者清啊。

   “大纪元时报”市场营销系列讲座之一百五六宾州费城爵硕(Drexel)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学助教授谢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