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道》的古代主角，是韩国义州商人林尚沃，生活在相当于中国清朝的仁宗嘉庆年间。义州在朝鲜西北，鸭绿江下游沿岸，它原是平安北道的首府，是仅次于平壤和开城的朝鲜古城。日本侵入朝鲜时，为了便于用铁路掠夺中国东北的资源，把平安北道的行政中心由义州搬到中国人更熟悉的、与辽宁丹东隔江相望的新义州。

   丹东本来叫安东，称疆土的东方平平安安，这有多好；改叫丹东，一幅血红的肃杀，充满不祥的气氛。而且，“丹东”二字还和法国大革命时签署了许多杀人手令的革命政府公安委员会主席乔治·雅克·丹东（Georges Jacques Danton)联在一起。革命家的丹东除了杀人，还整日发牢骚、与妓女调情，最终被另一革命家罗伯斯比尔处死，被自己发起的革命和人民民主专政送上了断头台。

   小时候在丹东长大，一次傍晚在鸭绿江公园漫步时，赫然发现江岸的草皮被掀了起来，里面露出黑洞洞的机关枪枪口，冲着对岸朝鲜的“同志加兄弟”们。这可把当时的我们吓了一大跳，共产党人“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看来说对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了对方的血和命。

   当金正日也搞资本主义、成立新义州特区时，第一任特首原定荷兰籍华人杨斌，这引起中共的不满，借逃税把杨抓起来了。其背后的原因，估计是没经他们的首肯，对老大尊重不够。死要面子、争势力范围的结果，是朝鲜人最后被迫以“对外经合推进会”的形式来集体管理特区。看来在权益面前，带血的友谊是靠不住的。

   话说回来，义州商人林尚沃的父亲，竟然梦想着当个翻译官来发财，因为当时朝鲜政府没钱给译官提供俸禄，就给他们与大清国做生意的机会。这应该算是地地道道的“官倒”了。官倒们带到中国的是人参，每人可带80斤，值两千两银子；从中国带回去的，则是绫罗绸缎。应该说，中国那时候出口的，是高(纺织)科技的产品，而从韩国进口的，是初级的农林作物。

   韩国人把白参熏蒸为红参，减弱了白参的毒性，提高了它的药性，深受中国人欢迎。也因此，朝鲜同清朝的人参贸易居然达到白银上百万两。厚利之下，人参商人徒步跋涉两千里、耗时一个月，从新义州过鸭绿江，再入山海关到北京。读“外商”林尚沃在北京的旅行、经商故事，还是蛮有趣的。

   朝鲜商人中，不同地区的人特性不同。长于跨国贸易的义州商人把“信用”作为第一要旨，善於国内分销的开城商人则把“讨价还价”作为职业的首要精髓。义州人重“商道”，开城人重“商术”；一道一术，各有所长。

   在韩国人眼里，中国人的经商之道迥于其“商道”，而被称为“贾道”。“商道”视信用为首，“贾道”则以“审慎”为最。行“贾道”者连亲友也不相信，认为信用可以培养；是否具备商人的资质，需要刻意的观察。明清以降，“贾道”成为一种价值观念，“良贾”可与“鸿儒”相提并论了。

   韩国人对我们的评介，仔细推想，还不无道理。当代中国人，不管是良贾、劣贾或官贾，鸿儒、小儒或犬儒，从官场人士到平民百姓，“贾道”之原则，如审慎、戒备、怀疑、冷漠、和偏执，是不是与我们如影随形？商界人士可扪心自问，阁下信奉、奉行的，是不是“贾道”多于“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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