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九回归十年之际，网民调侃说，要是满清把广东租给英国就好了，那今天珠江三角洲都跟香港一样，也不用搞特区了。评论家陈明辰则说，香港回归是租约期满的正常归还，中共把不平等条约执行到底，99年期满后才接管香港，所以回归不是外交上的胜利或强大的象征，而是一种耻辱和对殖民主义的认同。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人要扬眉吐气，蛮可以提前收回香港。哪怕提前一天，在6月30日收回，也可说是对贪婪的英国殖民主义的迎头痛击。不过当时为什么签约99年、而不是更短或更长？慈禧太后那时恐怕想不了那么多，99年或199年对她来说没有实质上的差别。那香港(新界)的租期为什么是99年呢？这和英国的商业传统有关。

   按通常的说法，99年是个估计，因为一般人的寿命在百年左右，华人也说人生百年。如果租99年，人就会在一生中履行租约的职责。超过99年或100年，那几乎就跟卖了土地一样。其实，50、80、175年的租约也很常见。长租约的原因，多是因为土地买卖被禁，如有些国家只允许公民拥有土地，那外国人想居留，就只好签长期合约。

   德国图平根(Tuebingen)大学的桑德拉·丽泊特(Sandra Lippert)说，99年的租约古埃及就有，公元前二世纪一埃及牧师把他的办公室租了99年。中世纪甚至有一千年的租约，文艺复兴时减到999年。莎翁的“亨利四世”也提到千年的租约，所以杰拉德·盖因(Gerald Cain)推断，千年租约的做法直到17世纪都存在。

   不过，英国人显然不知中国的彭祖、五帝颛顼的玄孙。据说彭祖善于导引行气，也就是气功修炼，他经历了尧舜夏商，活了八百岁。如果英人熟悉中国的修炼故事，签个八百年的合约，中英可能还要打一架，才能收回香港。

   六月底国际商业时报采访，问对香港经济现状和未来的看法。十年来，香港居民的收入并没太大的改变，最新失业率比九七年高出两倍，低入户十年增加八万，基尼指数去年0.533，为历年最高。人均GDP十年前香港高出英国五千美元，十年后则低了一万多。

   就香港经济，还曾就教于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吴惠林教授，他讲了个包子的故事，非常有趣。一旅美中国知识分子比较两岸三地的诚信，谈到隔夜的包子时说，“台湾人诚实地低价卖，香港人当新鲜的卖，中国人则卖假包子”。

   香港繁荣产生于华人的自由企业精神和英国人的制度。在“积极不干预”的自由经济政策下，香港没有贸易障碍、商业规管简单、资金流动自由、税制低、法治良好、知识产权有保障、劳动市场富有弹性，这才导致香港奇迹的出现。

   十年来，“积极不干预”政策已被侵蚀，干预的黑手已深入香港。亚洲金融风暴时，曾荫权说他“前一晚上坐在床头哭了”，但港府还是首次打破不干预的常规，动用政府储备托市。近年来干预明显增加，潘朵拉的盒子难以关闭。七月的暴力遣返则显示，红朝恶习入港，香港繁荣依赖的法治传统已被黯然践踏。

   美国犹他州一食品公司最近在产品上贴了“无中国生产原料”的标签，以消除消费者的疑虑。对大陆来说，这可能不算什么；但如果香港产品也被如此对待，这对香港经济、包括金融、物流、旅游和工商业支援四大支柱产业，其负面影响将是毁灭性的。

   港府最近在美国报刊大做广告，说香港“有很多需要庆祝的地方”，时代周刊上的广告说过去十年证明“一国两制”是可行的，香港在法治、独立司法方面保留了与原来“相同的”权力和自由。

   冷静想想，庆祝“两制”本身就大大的有问题。两制相较，定有高下之分；高下即分，就应从中选择最佳。所以说，如果“一国两制”行不通，才是值得庆祝的，因为我们可以有比较后的判别。恰恰是因为它行得通，才需要反思为什么还需要两制。如果其中一个更好，为什么不采用更好的？为什么不废除比较劣等的？究竟是谁在阻止人们选择更好的明天？

   这些问题，是我们在不买包子的时候，需要长考、三思的。

   《新纪元周刊》【商管智慧】专栏之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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