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制度化的政治组织形式出现於中古之世和近古之世。它们可分为“贵族政治”和“皇帝政治”两大阶段。

    “贵族政治”就是指夏、商、周三代大约二千多年里实行的政治制度。“皇帝政治”指的是从秦朝到满清二千多年间实行的政治制度。

    中国皇帝制度确立以前，在近二千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广垠的土地上曾出现过夏、商、周三大朝代。大禹所创立的夏代停留在开始逐渐被考古学家们所证明的传说中，关於它的事迹，我们至今还只是根据后代的记述来推论。

    人们常说，文明的历史是文字记载的历史。这一历史在中国开始於商周的甲骨文和金文。最典型的贵族政治发生於周代这八百年间。夏、商两代对我们来说都还没有系统的历史资料，推测的成分要大得多。虽然我们对夏代和商代知之不多，但我们可以相信，夏代和商代的存在，为周代的出现准备了足够的素材和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可以说他们是周代贵族制度的准备和探索阶段。而周代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贵族制度的模式，所以研究中国的贵族政治组织形式，就不能不对周代的政治形式下点功夫。

    在中华文明里，周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朝代基本上包含着中国政治的一切秘密。我们把周代政治考察清楚，周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线索就会一目了然。同时也由於周代留给我们的历史资料相对比较丰富，我们就此能够描绘出中国贵族制度的真实面目。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代的建立者们，周文王、周武王，进行了一次真正的大规模的统一战争，建立起一个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流的大国。据说在西周王朝建立过程中，被周灭了九十九国，降服六百五十二国。周武王灭商以后，获得了大面积的领土。在这一领土上需要建立一种政治制度。他们建立了一种什麽样的政治制度呢？

    这种政治制度就叫“分封建侯”制，简称“封建制”。

    所谓“分封建侯”制就是把自己已获得的领土和权利分封给其他人，然後与受封者一起“共治”国家。周武王灭了商朝後，开始按惯例分封诸侯。周虽然战胜，但也必须保存对商祭祀，於是武王也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为诸侯。武王死后，成王即位，周公摄政辅佐代行国政。这时武庚联合商的东方旧部起兵反周，被周公东征平定，灭掉东方十七国，开始了闻名史册的“周初大封建”。

    这种做法与当时世界上流行的帝国政治的做法是很不相同的。

    周武王既然打下了天下，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按照现代一般的理解，他作为王，就有治理“天下”（国家）的绝对权力。我们在一些史料里也能找到一些类似的说法，如《诗经》就有这样的诗句：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浜，莫非王臣。” 这当然只是理论上的说法。实际上，“绝对权力”是对帝国政治组织形式的一种现代理解。在中国传统政治里，我们是很难从社会整体中归纳出“绝对权力”的理念的。至於在周代的贵族政治里，“绝对权力”就根本不存在。周天子把权利和领土分给别人以后，自己剩下的只是一个“王城”，也就是说，“天子”实际治理的范围，或者说周王的“绝对权力”，与其他被封的诸侯差不多。

    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周代的“封建制”在人类制度史上是一种很特殊的政治形式。

    “分封建侯制”是组织一个大国的一种政治制度。《吕氏春秋．用民》说：

    “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於汤而三千馀国。”

    这说明，在当时中国的土地上存在着千万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团体。一个社会团体称一个“国”。周朝的大封建既是一种继承，也是一种创见。它通过统一战争，集商朝林立小邦於一尊，从而使天下统一，然後再把权利重新分封给各邦国，从而组织成一个新的统一大国。关於封国的数量，确切的数字已很难说清。据有的现代学者考证，周代总共分封一千八百馀国。

    周代“封建制”究竟特殊在哪里？它有些什麽样的内容？

    “分封建侯”从字面上看，似乎只是一种建立诸侯国的方法，而实际上，作为一种成熟的政治方案，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彻底的领土和权利的大分配的制度。

    这一制度主要由以下四个部分构成。

    一，“天子建德”；

    二，“诸侯建国”；

    三，“大夫建家”；

    四，通过“井田制”向庶民分配土地的使用权。

    在这一章里，我们重点来考察“天子建德”。

    “天子建德”是《左传》里的一句话。它的意思是说，由“天子”来建立政治制度，而这个政治制度从性质上讲，叫“德政”。由此看来，“天子建德”有两层含义：

    第一，国家的政治制度由天子建立，而天子只管建立制度和让这一制度健康地运行，并不亲自去治理整个国家。因而，这一国家制度具体说就是“封建制”；

    第二，正因为这种国家是分而治之，人人有份，所以这一制度的本质是“德政”。

    这两点相互间有着一种逻辑联系。也就是说，“封建制”的出现，是由中国贵族政治里所特有的“德政”性质所决定的。因此，要认识中国“封建制”的性质，首先就得要认识“德政”的性质。

    “德政”是中国政治里最早的政治理念。关於“德政”的性质，我们可以从“天命”和“姓氏”这两个基本的方面来考察。

    为什么说周代的贵族政治制度的本质是“德政”？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得从“天子”这一概念讲起。

    周代的统治者自称自己是“天子”。在一般的理解里，认为“天子”指的是“天”的“儿子”。而“儿”和“子”这些概念在贵族政治里，实际上都还只是些贵族的爵称，并不像我们今天的理解那样，是一个表示血缘关系的亲属称谓。

    汉儒班固在《白虎通．德论》里说：

    “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复地载，谓之天子。”

    班固是汉代人。在汉代，亲属称谓和贵族爵称已经分不太清了。虽然他也认为“天子”这一称呼是贵族爵位的称呼，不过他还是从亲属称谓的角度来理解“子”的含义，认为“王者父天母地”，所以“为天之子”。实际上，“儿”、“子”、“父”、“母”、“叔”、“伯”等这些我们今天常用的亲属称谓在贵族制度的初期都是一些贵族的封号。当然，这些称号在贵族政治里标志着“王”与这些贵族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亲”的关系，而“亲”这一概念还是具有某种表示不清楚的血缘关系的含义，不过这是次要问题，因为它不决定贵族政治的性质。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天子”这一称号的最明显而不会有误的含意是，周代的最高统治者－－“王”，是“天道”的继承人，也就是说：“王者受命於天”。

    这里，我们触及到了中国贵族政治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天命观”。

    贵族政治之所以为贵族政治，除了它的世袭特征以外，主要还因为它有着一种“天命”的意识形态。

    今天许多学者一直把“天命观”看成一种神秘主义的意识形态。

    “天命观”真的神秘吗？其实一点也不。

    我们在考察中华文明的诞生时得出过这样的结论：文明的产生是由上古时期的一小批“天才”人物带来的。到了中古时代，人们要去总结究竟“文明”是从哪里来的，这就产生了“天命”的思想。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思想，才使得原来只有一小批人才懂的文明因子，扩大成整个的文明社会。

    当然，这里要注意一点，作为贵族政治意识形态的“天命”与後来宋明理学里的“天命”并不是一回事。在宋明理学里，“天命”是与“天性”相联的哲学命题，而在贵族意识形态里，“天命”是一种政治学说，即“天子受命於天”，而不是哲学命题。皇帝时代的“天命”思想是对贵族时代的“天命”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天命”问题是人类最早开始自我认识时发生的特殊问题。

    人类早期从原始人向文明人的转变过程，并不是一下子所有人就都转变成文明人的，而是首先有少数几个天才人物的出现，由他们创造出文明，然後再把这些创造逐渐普及到整个社会，社会才开始被“文明化”了的。中国古代时期文献里所说的“有巢氏”、“燧人氏”、“三皇五帝”都是这样的人物。在中古之世，也就是贵族政治时期，史书经常提到的这样的人物是禹、汤、文王、武王等。

    有巢氏、燧人氏、禹、汤、文武都是“圣人”。所谓“圣人”，就是“受命於天”者。

    为什么别人不能发明高架房屋，钻木取火的技术，偏是有巢氏，燧人氏哩？

    为什么别人治水不能成功，偏是禹能成功哩？

    当作为天下之王的桀、纣暴乱天下时，为什么别人不敢征伐桀、纣，偏是“地不满百里”，力量很弱小的小人物汤、武有勇气征伐桀、纣？

    对这些问题的经常提问，“天命”思想自然会产生。在贵族政治的天命观里，“天命”实际上是指“大智”、“大勇”、“大德”，即超出一般人的智慧、勇气和道德的来源。

    让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据《尚书》所说，大禹治水成功後，“天”就授予他一整套政治规划和实施方法。当然，一个政治方案只会是政治家总结各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而设计出来的，不会是“天”给的。但是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为什麽能够设计出这套政治方案，而别人设计不出来？当时的人回答不出来，就说他是“受命於天”。

    －－ 大禹的例子是“大智”例子。

    据《左传》记载，邾文公为迁都绎地而进行占卜，占卜的结果是：“对人民利，对国君不利”。邾文公说：“要是对人民有利，那就是我的利益。天生人民并为他们树立君主，是为了有利於人民。人民既然可以得利，那麽我一定要做这件事。”左右臣子又劝他说。“可以使你的寿命延长，你为什么还不听从占卜？”邾文公说：“天命在於养育人民。自己生命的长短，是一时的事情，要是对人民有利，就应该迁徙，这是最大的吉祥。”於是把都城迁徙到了绎地。这年五月，邾文公死了。当时的社会就评价他说：“这是真正懂得天命的”。

    －－邾文公作为一个君主能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人民的利益的精神，这是“大德”的例子。

    又如《诗经》里说的：“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在许多强大的国家都怕纣王的情况下，周文王、武王用自己很弱小的力量发兵讨伐很强大的纣王，灭了商，建立了周代，这是“大勇”的例子。

    能够为後世创立一整套政治制度和方法，这人是要有很高的智慧的；能去做前人做不了的事，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能让众人信服，是需要很高的德行的。“受命於天”的人都做了常人做不了的事。如果要问这些人为什麽会有超出常人的“大智”、“大勇”、“大德”，这些问题实际上靠我们今天的知识也回答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