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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政治理论，首先碰到的基本问题就是“国家”的性质问题。实际上，“国家”不过是人类种种政治尝试中到目前为止最完备和最普遍的组织社会的手段。

    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解释说，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的产生，标志着阶级社会的形成。根据这一理论，目前大陆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国家产生於夏代，由大禹所建立。大禹所建立的“夏”，标志着中国奴隶社会的开始。

    阶级理论原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产生的解释历史的一个学派，後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一学说与社会进化论结合起来，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从而为他们的“共产主义”理念在历史中找到了动力。根据这一学说，人由於财产占有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阶级，这些阶级相互间斗争，就形成了历史进步的动力。由於有了这一动力，人类因此可以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

    用人与人之间由於争夺财产而进行的斗争来解释人类的进步，无论如何是十分庸俗的。把国家说成是这种斗争中占优势的一方的权力机器，无疑是社会进化论里所宣扬的人类暴力倾向在政治学说里的杰作。“国家”作为人类组织社会的尝试，本质上是为解决人类社会提出的各种难题而存在的。这一本质从国家的产生就被规定了。

    我们根据中国的材料看，“中国”这个国家产生於大规模的水土整治工程。

    治水这样的工程是任何人类的小群体，如氏族、部落等都无力完成的。它需要全社会的总动员，各小群体协调合作才能成功。这就需要有一个权威的机构。我们上面说过，在“五帝”时期，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部落联盟。但部落联盟还不等於国家，因为它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政策和权威，以及社会对权威的认同，而这些条件则是国家产生的基本条件。

    为什麽说“中国产生於大规模的水土整治工程”？我们来看看治水给中国带来了些什麽。

    《尚书．洪范》里说，在禹之前是鲧领导治水，而鲧用“堵”的方法治洪水，把“五行”搅乱了，上帝就发怒了，不把九类大法授予他。由於社会的正常秩序被破坏了，鲧因此也被杀掉。後来禹治水改用“疏”的方法治水而获得了成功，“天”就把九类大法赐给了禹，告以治国安民常道的先後秩序。

    这一段话里说得很清楚，用“堵”的方法去治洪水，必然是堵了这里，淹了那里。所谓“五行”，是中国表示相互关系的传统概念。搅乱“五行”就等於是说破坏了各社会群体间的正常关系。而用“疏”的方法则需要社会的总动员。这次社会总动员的结果是完成了一个巨大的水土整治工程。

    这一次水土整治工程的完成，给早期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

    这一变化首先是各地的道路修通，航道开辟，便利了各地的土产货物的交流；水利系统的初步形成，许多荒野被开发为农田，农作物大面积推广，从而使农耕社会稳定下来；各地的土壤等级被确定，使国家便於统一管理。

    其次是国家领土大致形成。从史料上看，治水以后形成的“九州”，其面积东到大海，西到沙漠，包括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等中国人的主要活动地区。

    其三是“纳贡”制度的形成。“贡”就等於今天说的税。“纳贡”制度的形成等於是国家税收制度的形成。不过这一税制不像今天个人向国家所上的带强制性的所得税，而是各地部落和氏族向一权威所纳的“贡”。各地部落向一权威纳“贡”这一行为说明了各地部落对权威的认同，这是国家领导人产生的基本条件。

    其四，国家统一政策的形成。《尚书．洪范》里所讲的“洪范九畴”，实际上是国家向社会统一推行的九类政策。这些政策构成了一套治理国家的完整方案。我们把它抄录在这里：

    一曰五行（按自然规律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曰敬用五事（讲究办事的方法）；

    三曰农用八政（设立八个部门处理政务）；

    四曰协同五纪（协调各部落流行的天象历数）；

    五曰建用皇极（树立施政的最高准则）；

    六曰用三德（推行德政来治理民众）；

    七曰明用稽疑（不主观处理疑难，用占卜决疑明辩）；

    八曰念用庶徵（敬慎研究各种征兆）；

    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用五种幸福导人为善，用六种困苦戒人为恶－－这是以奖罚为特征的中国法系的最早形式）。

    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九条政治准则的具体行文无疑是出自后人之手，而且它代表的很可能是周代的思想。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中国最早的政治原则来读，并把它作为贵族政治的准则来理解。

    在夏初，统一的政治理念的形成是可信的。从整体上看，夏、商、周三代都属於贵族政治，它们的政治准则应该基本上是同一的。

    这九条政治原则涉及面很广，它是集当时的天文、地理、心理、社会、经济、文化等知识总结出来的。它为中国以后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它的细致研究能认清许多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在这里，我们只是把问题提出，并把对它的详细研究留给学者们去做。我们这里的工作只是在大框架上去考察中国贵族政治的结构。

    大禹治水以后，有了领土的初步概念，国土得到开发，有了税制，有了统一的政策，而且也有了军队、刑法和监狱。这时，一个国家就在中华神州上站立起来了。

    这个国家那时还不叫“中国”，而叫“中邦”。叫“中国”是以後的事。“邦”有“联邦”的意思。“中”是建“邦”的模式。“中邦”就等於说，一个由无数的“小国”按照“中”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联邦”。

    “中”这一概念代表着中国人对宇宙秩序认识的观念。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认识里，宇宙秩序是由“中”这一范式来规定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对“中”这一宇宙模式的最早的实践是在政治领域里进行的。这大概是因为在文明产生的初期，如何组织社会是自然对人类所提出的最大的课题。

    根据《尚书．虞夏书》记载，“中邦”这一模式的具体设计是，先定“王”所居住的都城为“中心”，然後把许多小社会集团（“国”）安排在四周。这四周的区域以五百里为单位，一个圈一个圈地扩大开去，直至第五圈。“王”规定每一圈里的各“国”与“王”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及其所应尽的义务。这种义务叫做“服”。

    王城四周五百里以内叫“甸服”，“甸服”外周围五百里区域叫“候服”，“候服”外五百里区域叫“绥服”，“绥服”外五百里区域叫“要服”，“要服”外五百里区域叫“荒服”。这些“服”都标志着居住於各自地区的社会集团与“王”的亲密程度以及应尽的义务。越近的越亲密，应尽的义务也越多。第四“服”与第五“服”主要由语言不通，生活习俗不同的社会集团居住，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同时也是流放犯人的地方。

    “服”这一概念很有意思。我们在以后的发展中可以看到，当儒家把中国贵族政治制度世俗化、民间化以后，“服”这个概念也就从标志着“王”与各国的义务程度关系的政治概念，转变成了亲属间义务关系的生活概念。这种关系可以在丧礼时用服装来表示，叫“丧服”。不过这是後话。

    这一政治设计在夏代究竟成功地实践过没有，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从古书记载上看，夏代“天下”有“万国”。那时社会的总人数很少，“天下万国”也等於是说，当时的社会集团是较小的单位，这些社会集团的居住地大概也不稳定，是逐水土而居。大禹治水，如此巨大的工程一定要动员许许多多这样的小社会团体跟随他。治水成功後，大禹想一个办法把他们安排在王城的周围，这是完全可能的。这个办法是很聪明的，它本身体现出了一个很完善的政治设计。

    据说这是发生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事。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说，“中邦”这一政治设计，是人类最早也是最完善的设计，是人类最早的“联邦制”的政治模型。直至今天，它仍然能给我们许多启示。

    “国家”是政治制度化的结果，而国家制度最引人注目之处是领导人产生的制度。在“五帝”时代，领导人是由“禅让”制产生的。而从大禹开始，这一制度转变为“指派”。现代中国的通史学派比较重视这一问题，他们认为从禹开始，中国开始实行“传子”制。这标志着通过血缘关系来组织国家的开始。这是很值得商榷的一个问题。

    现在定论大禹开始了“王位传子”还太早，因为“儿”和“子”这两个概念在商代都还只表示氏族的名称，或者说代表着贵族的称号，而不代表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父与子的血缘关系。大禹传位给夏启，夏启既可能是大禹的儿子，也可能是大禹亲信的一个氏族的头人。究竟属於那一种情况，我们把这一问题留给历史学家。

    从“禅让”到“指定”，自从大禹在继承王位问题上，推翻了传统的推举方式，而采用了指派的方式，从此王位便具有了法统。

    就一转变包含着一个大学问，即政治制度化的学问。政治的制度化标志着国家的产生。这时，“王”开始具有了“权威”，国家服务社会的性质也开始由“权威”来体现了。

    这一变化是历史性的，它标志着中国历史的上古时期结束了，进入了中古时期。这时，一个新的东西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了，那就是贵族政治。

    这一政治形态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维持了两千多年，包括了夏、商、周三代。

   **********************************************************注释

   【1】：（原文）“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瓜棒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韩非子．五蠹》）

   【2】：《三民主义．民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