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诞生/１、上古社会的政治是对社会集团的组织 /小儒昨天文集

人类最早的组织形式，即原始的组织形式，我们今天知道得还很不清楚。虽然已经有一些很有见地的假说被提出来，如在人类学的研究里，认为人类最早的组织形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血缘团体。尽管在这一血缘团体中究竟是母系血缘在先还是父系血缘在先目前还在争论，但无论是讲母系社会在先还是讲父系社会在先的，都在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最早是靠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其性质是血缘的。

今人看古人，有一个很难克服的毛病，那就是总是用今天的认识去理解过去的人和事。这种毛病最集中地体现在人类学的理论里。

比如说，现在人们认识到，家庭是今天社会的社会基础，人类学的理论就把它说成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最早的家庭形式叫“血缘家庭”，即兄弟姐妹间互为夫妻的家庭；然后是“普那路亚家庭”，即兄弟姐妹间区分为不同通婚集团的家庭；以后是对偶家庭，即配偶对象基本稳定的家庭。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理论是西方人类学里最完备的典范。它很清楚地描绘出人类社会由母权向父权发展，从无阶级到有阶级的发展，并把早期的人类发展规定为一个“家庭－－私有制－－国家”的演化过程。

在家庭制度没有确立以前，一个人完全可能“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这一点不奇怪。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情况并不一定会构成一个母系社会。这样的社会仍然可以由男人担任领袖。实际上，我们今天观察猴子的社会组织，据我们所接触到的材料看，其领袖也基本为雄性。这样的事实，社会进化论是无法解释的。因为根据进化的观点，高级的进化系列的早期形式可以在更低一级的进化系列里找到，但猴子社会并不是母系社会。

人类学研究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它试图告诉我们在人类文明出现以前，人类是怎样生活的。但今天人类学理论的意义在中国显然是被过分地夸大，以致造成对中华文明认识的巨大障碍。

上古时代中国的历史，一开始就表现出一幅与今天人类学对人类社会早期组织方式所作的结论完全不同的画面。人类早期社会制度的形成，并不像人类学者所断言的那样，是与血缘世系联系在一起的，要麽母系，要麽父系。人是社会性的群体。这也就是说，自从这个地球上有人那一天起，他们就是一群一群的。这种群体完全是一个自然物，谈不上什麽有意识的社会组织。

在我们今天赖以生活的中华神州大地上，在远古时代各地就散布着许多这样的小群体（我们今天称他们为“部落”或“氏族”）。他们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养成不同的生活习俗。群集於沿海与河湖地区的嗜食鱼类，群集於山林者嗜猎食禽兽，群居於丘陵地区的生活习性则较杂。他们生活於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共同地创造着文明。

一个群体就是一个社会集团。他们之间尽管生活习俗不同，语言不通，但出于是“同类”的认识，加上地广人稀，各集团相互间的斗争似不甚烈，基本上是处於一种相互认同状态。在这一相互认同里就产生了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也就是最早的政治。

学者们从血缘关系角度去考察上古社会，其想解决的问题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而人类早期的组织形式并不是个人的组织形式，而是社会组织形式，或者说是社会团体间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就是“政治”。

“国家”是这种组织形式的具有清楚轮廓的比较完善的存在形式。而个人的组织形式是较晚的社会组织形式。“家庭”是个人组织形式的最终存在。由此而言，我们对上古社会的看法完全相反於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们的观点。

假如说历史可以呈现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的话，那麽中国历史所呈现的社会演化过程是：“国家－－私有制－－家庭”，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是“家庭－－私有制－－国家”。

我们认为：人类的政治组织形式先於家庭组织形式。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存在，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人类最早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并不是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发展出来的，而是在社会集团间，即群体与群体间发展出来的。

而如果有人一定想知道在那个时候，一个群体内部的个体与个体间是个什麽关系，那倒可以在动物界去找，比如说去观察猴群中的关系。但这样的观察因为脱离了人的文明层次，因而所得出的结论很难说得上是关於“人类文明”的结论。

我们讲人类早期的社会组织，实际上是讲社会集团与社会集团间的组织方式。也就是说，这些部落间出于相互间的吸引和共同发展的需要，他们自动地结成一些大联盟。

在“三皇”时期，这些大联盟已经形成。在“五帝”时期，中华大地上已经基本形成统一的大联盟。

所谓“大联盟”，实际上是指各个独立存在的氏族、部落的首领已经有在一起开会讨论共同问题的习惯。这些“会议”也公推出他们的“领袖”。

我们考察上古时代的政治组织形式，可能大家最感兴趣的问题是，那时的政治领导人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最早的政治领导人的产生，大概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就是说不经过什麽专门的程序就自然形成了。

这一过程是怎样一回事呢？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这样描绘：在上古社会，人民少而禽兽多，人民不能战胜禽兽虫蛇。这时就有圣人出现，用木材造成像鸟巢一样的高架房屋以避禽兽之害。这一发明为人民解决了生存问题，所以使人民喜悦而拥戴他为天下之王，叫“有巢氏”。那时人民吃树上的果实，河边的蛤蚌，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所以民多疾病。这时又有圣人出现，发明钻木取火的技术而使人民能吃到熟食以化腥臊，所以使人民喜悦而拥戴他为天下之王，叫“燧人氏”。【1】

这一认识不但古人有，近代人也有。比如孙中山先生就很生动、很形像地表达过这一观点。他说：

“推到尧舜以前，更没有君权之可言，都是有能的人做皇帝，能够替大家谋幸福的人，才可以组织政府。.....譬如燧人氏钻木取火，教人火食，既可避去生食动物危险，复可制出种种美味，适於口腹之欲，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钻木取火，教人火食，是什麽人的事呢？就是厨子的事，所以燧人氏钻木取火教人火食便做皇帝，就可以说厨子做皇帝。神农尝百草，发明了许多药性，可以治病，可以起死回生，便是一件很奇怪的、很有功劳的事，所以世人便奉他做皇帝。尝百草是什麽人的事呢？就是医生的事，所以神农由於尝百草便做皇帝，就可以说医生做皇帝。更推到轩辕氏教民做衣服也是做皇帝，那就是裁缝做皇帝。有巢氏教民营宫室，也做皇帝，那就是木匠做皇帝。所以由中国几千年以前的历史看起来，都不是专以能够打的人才做皇帝，凡是有大能干、有新发明、在人类立了功劳的人，都可以做皇帝。”【2】

这些人由於他们对社会的贡献非一般人所能比，追随他们的氏族、部落就越来越多，以后就逐渐自然形成一些相对统一的大的部落联盟。

部落联盟的形成，自然也就形成了共同利益。这种对共同利益的管理，就是人类早期的政治领导的责任。

中国上古时期统一的部落大联盟很接近“国家”。它已形成了推出领导人的制度，在社会管理上也开始有了分工。它的领导人的产生所遵循的规律实际上是今天还存在於人们心中的规律，那就是要推举能浮众望，能对全体负责的人，掌握负责协调和组织社会的公共权力。而这种公共权力则由各部落首领组成的联席会议体现。这一联席会议共推出一个叫“帝”的领袖人物。“五帝”都是这样的领袖人物。

《尚书．虞夏书．尧典》里记载了一次舜登上“帝”位时组阁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议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过程：“帝”问众部落首领，谁能胜任某项职务。众首领向“帝”推荐一个合适的人，被推荐的人也同时向“帝”举荐一些他认为合适的人。然後“帝”表示同意，并向他们交待一些必要的事情。一个组阁过程就算完成。

“帝”的位置也是由众部落首领（“四岳诸侯”）讨论商定的。在这一组织形式中，帝就像一个联席会议的主席。

在“五帝”时代，领导人是由“禅让”制产生的。所谓“禅让”，就是一个公认的领袖在众部落首领中选择一个接班人，并把他推荐给社会。这一接班人得到社会众部落首领的承认後，他就成了新的领袖。

根据这一过程，我们可以认为，“禅让”制所产生的领袖，实际上是被社会公推出来的。当然他们的产生要接受严格的考验。

而被推出来的人，并不是每人都愿意做领袖的。根据史料记载，尧原想把王位让给许由，但许由不肯接受，他认为这是一种羞辱而逃走隐居起来。像许由这样弃王不做的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受到很高的评价。尧又想让王位给舜，但四方诸侯们都不同意，他们认为只能让他先代理职位，主持职务数十年，政绩很显着了才能把王位让给他。可见王位是天下宝器，传位是如此困难。这些都是中国早期政治里十分宝贵的经验，一直被儒学所珍藏。

根据早期传说留给我们的印象，那时的政治机构的性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为社会服务”，所以推出来的领袖人物都是些很有能力的人。我们在“三皇五帝”的故事里已经讲过，中国最早的皇帝，都是各个领域里的发明者、奠基者，他们并没有特权。由於他们为社会做了好事，他们也就被社会公推出来作为领袖。这一认识在中国一直是被肯定的。

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把上古社会称为“原始共产主义”。所谓“共产主义”，是用今天资本主义社会里重财产的观念来看上古社会而得出的别别扭扭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是一种真正体现了基督教资本主义精神的学说。尽管马克思本人不会承认这一点，而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看人类历史，就像是一个靠慈善事业发了财的资本家看历史一样，认为物质财富是最靠得住的，是人类幸福的源泉，只是在物质财富的获得上，不应该有争夺，而应该公平分配。所以，他们把人类物质财富公平分配的“共产主义”当做是人类的理想社会。而这种社会的原始形态，他们认为可以在“原始社会”里找到，所以他们称这个社会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正因为他们勇於用一个资本家的眼光来看原始社会，他们的学说才具有了历史感。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