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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於这个问题，对近代中国知识界影响最大的学说是西方学术体系里的生存竞争理论。根据此说，在上古时代，人与动物界的关系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叫做“优胜劣败”。谁在生存竞争中取得了胜利，谁就赢得了生存的权利。

    当然不能否认，人类早期的历史中包含有与猛兽进行你死我活搏斗的时刻。但对於人类的发展来说，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并不在於战胜了猛兽。打死一只老虎，肉可以吃，皮可以穿，由此解决生存的基本问题。但文明并不是因为人活着就有的，而是创造出来的。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相信，早期人类与动物界的关系的主导方面是“生存竞争”，而不是“和平相处”。

    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中，既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又有相互厮杀的一面，用中国传统概念来表述，就是相生相克的关系。而相生的一面从来就是占主导地位的一面。

    据说上古时代人的生活主要靠渔猎。而捕鱼和狩猎并不等於就是战争。并且，它本身是一种不稳定的经济形式，既有季节性，还要看运气，打到则有吃的，打不到就要挨饿。我们可以想象，渔猎的生活一定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这样的生活条件是不会导致文明的诞生的。

    实际上，人类驯化一类动物的意义远远大於获得打死猛兽的技艺。自从获得了狗的友谊後，人类就开始不再孤独，并深深地受益於狗的帮助。根据中国南方一些民族的传说，人类最早的生产方式－－农耕，也是狗带给人的。据说，狗在山林里跑来跑去，无意中长毛上沾上了带着芒刺的野生稻谷的种子，又跑到主人面前，把种子抖落在湿润的土地上，第二年就长出了稻谷。这样的故事反复发生，使主人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把种子重新放回地里，这种可吃的稻谷第二年就还可以再长出来。农耕是文明产生的前提。这个道理一旦被人在一定规模内实践，农耕也就诞生了。

    根据近代的出土文物及史料的记载，在“三皇”时代中国人已经驯养了猪、狗、牛、马、羊、鸡等家畜。正因为人与动物达成了这样一种和谐的主次关系，人的生活才有了保证，才能从事文明的创造。

    那麽，促使人类文明产生的动因究竟是什么？

    根据我们的认识，人类初始的文明，起源於人类向自然界的学习。

    人类创造文明的一切灵感都来自於自然。人类创造文明的过程，就是向自然学习的过程。这些学习的成果构成了人类最初的、从而也是最基本的文明要素。人类向自然学习所获得的经验经过一段时期的积累後，就会出现一个文明的创造时期。传说中的“三皇”大约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在传说中，太昊氏以“龙”为师，黄帝氏以“云”为师，炎帝氏以“火”为师，共工氏以“水”为师。“师”字在古代就是知识分子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把传授知识的人称为“老师”。上古时代的“师”也称为“巫”，他们都是上通天文、下达地理的通才。而“龙、云、火、水”实际上都是些自然现象和自然物。之所以用它们来称“师”，说明那时有人对这些自然现象和自然物有特别的研究。通过对自然界的研究，就会产生文明。《周易》说，伏羲氏上观天象，下观地法，又观周围鸟兽身上的花纹，因而发明了八卦。这就是一个证明。

    人类最早的也是基本的文明标志是音乐、舞蹈、体育和绘画。（大型的宫殿建筑，深邃的学术思想都是後来的事。）这些东西差不多全是从自然界里学来。从学习摹仿美妙的鸟呜声里发展了音乐。大禹在“南海之浜”看见鸟的形态步伐而得到启发，创作了“禹步”。学习周围常见的动物的动作，如“熊经鸟伸”，创造了舞蹈和体育。如《吕氏春秋．古乐篇》就记载着，在大禹时代，由於洪水的泛滥，湿气弥漫，人们普遍得了气血淤结、筋骨麻木的疾病，在抵御疾病的实践中，人们创造了一种舞蹈来活动肢体，疏通气血。

    人类早期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向自然界学习的历史。关於这一点，全世界都应该是一致的。实际上，西方一些人类学者在对原始民族的实地考察中，已经发现了大多数“原始民族”都认为自己与某种或某些动植物有着特殊的联系，他们用一个特殊的词汇或一种仪式来表达这种关系。在我们看来，这本是早期人类向自然界学习所留下来的特殊信息。遗憾的是，西方人类学家们不了解这一点。他们用“图腾崇拜”这样的概念来描述这一现象。

    “图腾”这一概念无论在中文里还是在西文里都是怪怪的。正因为它是怪怪的，它就能成为描述不能理解的现象的特殊语言。而这恰恰反映出西方人类学界的认识倾向。

    为什么说它怪呢？我们举个例子。

    中国传统上认为古代的“少昊之国”以鸟为师，所以百官之名都以鸟名来命名。这本来是很好理解的。但这时来了一个代表“科学与进步”的人类学家，他说，不是以鸟为“师”，而是以鸟为“图腾”。

    经他这样一改，关於“少昊之国”的故事你还能理解吗？当然不能理解了。

    西方文化体系并不是原生态体系，而是断层文化。关於这一点，我们只需要考察古希腊罗马文明如何从古埃及的影响中产生，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如何从中东向欧洲迁移，现代工业文明如何从对基督教神学的否定中产生就能明了。西方文明史由“古埃及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中世纪基督教文明”、“近代工业文明”这样一层一层地堆起来，其间的文化断层是清晰可见的。

    这种情况与中华文明不一样。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从孕育、诞生到成长，整个浑然一体，自然而然，五千年没有间断。只是到了近代，中国走上“学西方”的道路以后，才发生了断裂。不过这一断裂是不正常的、病态的，因而很快会被中华文明内部的强大生命力所克服，把其断裂面抹得无影无踪。

    这样的对比会使我们明白，为什么西方人对一些人类原生意义上的文化现象经常表现得不易理解。

    本来，西方文明也是博大精深的，有很强的理解力，只是西方近代学术体系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走上“理性批判”的道路以后，就被唯物主义和进化论这些很浅薄的东西所支配。所谓“理性批判”，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想当然或自以为是，因而对许多人类的文化现象，没有很好地总结就去批判了。所以西方现在创造的东西比过去留下来的东西要肤浅、单调。而且，现代西方知识界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也感到不可理解，说是“东方神秘主义”。

    这种“理性批判”风受近代市民意识影响很深，因此也带有很大的偏见。比如说，西方人十分重视技术。他们在对原始文化的研究中，就十分看重对石头工具的打磨技术，并根据不同打磨技术的水平，把上古社会分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这种划分法本来只是表现了西方人技术进步的骄傲。他们有资格向全人类展示他们的骄傲，但也由此把人类早期的故事讲得枯糙无味。

    还有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人类早期的城市文明产生於世界上的一些大河流域。

    人们经常举的例子是尼罗河流域。因为尼罗河水一年一度的天然泛滥带来一层肥沃的新淤泥，使农业发展起来。而农业则带来了城市文明。这一模式大约可以叫尼罗河模式。

    这种把人类文明的起因归结为大自然的赐予的观点，我们称之为“外因论”。在这一观点的影响下，许多学者把中华文明称之为“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

    河流孕育了早期原始农业，农业又产生城市文明，这样的逻辑似乎过於简单。

    农耕无疑是最早的人类生产行为之一，也是文明产生的基础之一，但单纯认为有了农业就有了辉煌文明，似乎根据还不太足。文明本身是人的创造物，因而标志着文明的人类生存的环境，也是人的创造物。假如说人生存的环境不体现出与动物生存的环境的区别，文明也无从说起。城市自然是人造环境的一种典型形式，不过城市只是点上的例子，而不是面上的例子。在我们看来，一个大规模的文明的奠基，应该包含着大规模的对自然的改造。

    早期的农业的产生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因为无论是在河谷地带的淤泥里播种（如尼罗河模式），还是在山里“刀耕火种”（《管子》认为黄帝之时是火耕），都还算不上是对自然的改造，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水土整治後，一个大规模的文明才能被奠基。

    在中华文明的初起阶段，最大规模的征服自然的行为是“治水”。关於这一浩大工程的事迹，主要由“大禹治水”的故事给我们保留下来。

    据《尚书》记载，帝尧时代洪水泛滥，浩浩滔天，後来，大禹采取疏导的方法去治理洪水，疏通九州大河，使水流到大海里去，又疏通了田间小沟，使田中的水都顺流流到大河中去，这样才使人民安居乐业。这大概可以看作是一次成功的对自然界的大手术。这一手术的结果是，由沟河构成九州的水利动脉，从而保证了农耕的发展。

    关於早期洪水的传说，东西方文化里都有。西方一般的说法是，洪水是毁灭人类的力量，而在中国的早期传说里，洪水却给中华文明带来了辉煌成就。由於治水的成功，中国获得了“九州”的概念。中国自古就是大国，这跟治水是分不开的。这一故事也说明，大国的出现，并不只有武力征服一条路，就如同历史学家们经常给我们展现的那样。

    综上所述，人类文明发生的真实动力是“学习与改造”，这一点应该是清楚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从世界上存在过的任何文明里找到这样的动力。比如说作为今天西方文明基础的古希腊文明，就是古希腊人向埃及和中东人学习，把他们好的东西全部学过来，经过改变而造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