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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三皇五帝”，就讲到了历史。

    这里首先要说明，我们讲历史，讲的是“文明人”的历史，而不是把文明人的历史当作生物进化史的一部分来讲。文明人的历史就是文明人的历史，不是生物进化史。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一般人们都一致认为，人类文明的诞生至今约五千年左右，人类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西方有学者认为人类文明史是七千年，最近也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华文明是七千年。我们说五千年只是就一般的说法而言，并不是定数。）

    那麽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是怎样产生的？她有些什麽样的特点呢？

    在讨论中华文明的产生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解决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我们的历史分期，基本上是根据中国传统的划分方法，即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上古社会等於我们今天说的原始社会，中古社会等於贵族制度社会时期，近古时期等於皇帝制度时期。

    “原始社会”是个太大的概念，它的含义至今还很不清楚。它的存在似乎与今天考古学者发掘出来的“猿人”化石及石器有关。不过这一问题太专门，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这里的历史分期，只是紧扣住中华文明的诞生这个题目来进行，因而我们可以把上古、中古和近古这三个时期根据中华文明的成熟程度来进行这样的划分：上古时期等於中华文明的孕育时期，中古时期等於中华文明的童年时期，近古时期等於中华文明的成长时期。

    许多人说，中华文明是一个古老的文明。这种说法的根据不知道是什么。在我们看来，中华文明并不“古老”，它还与其强大的生命力，正在发展着。这一观点，是从中华文明自身的性质上得出，而不是从与西方文明的对比中得出有的。

    我们这样对历史进行分期，实际上已经在理论上区分了原始人和文明人。

    假如我们不把社会进化论作为考察人类发展的依据的话，考古学本身对人类“五千年文明史”以前所做的大量工作本身，就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原始人”、或者说考古学家们发现的“猿人”化石究竟意味着什麽？这是一个值得重新考虑的问题。

    当我们说“五千年的文明史”时，关於石器时代的记忆就已经消失。但这并不是说，那些史前史的考古工作，那些文明产生以前发生在这个地球上的故事，就没有意义再去研究了。尽管这些工作耗费巨大，但还是要继续的，因为它们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专门的知识领域。

    我们在这里把这些问题留下，而专注於去考察文明在中国发生的轨迹。

    讲文明，我们至少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文明的特征是什么？

    第二，文明产生的动因是什么？

    １、早期文明的特征

    现在史学界一般的说法认为，文明就是城市文化，即所谓“城市文明”。在西文里，CIVILISATION （文明）这一词就有城市的意思。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出现了地球上最早的一些城市。目前学术界通常认为，这些城市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诞生。

    西方学术界讲文明有一个传统：注重的是那些文明初期遗留下来的看得见的东西，如古城堡遗址、古埃及金字塔、石头工具等等。与今天我们的生活越没有关系，或者关系越少，就越容易引起重视。这一点与中国人对文明的讲法完全不一样。由於出发点的倾向性不同，东方与西方在文明起源问题上的认识有着明显区别。中国的文明发生论，讲的并不是城市文明的产生。中国人讲文明，注重的是活的东西，是至今还有生命力的东西。所以中国人讲文明，是以人作为标志的。

    历史学家们告诉我们，“文明产生於原始社会”。原始社会的居民就是原始人。而原始社会的原始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至今我们在理论上还很不清楚。实际上，“文明产生於原始社会”的意义只在於，“文明”产生於原始社会中的很少的一批人。这批人具有与我们今天的人一样的智商和情操，因而他们是那个社会里的“现代人”，也是那个社会的“伟大人物”。“文明”就是这些伟大人物创造出来的。

    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关於原始社会的信息部分地保留在人类早期的神话里，因而我们考察文明的起源，就不得不回到神话。这些神话使我们看到五千年前中国人最初的经验和认识。这些经验和认识至今依然生机勃勃地存活在我们的血液里。

    中国早期关於“三皇五帝”的传说里所包含的道理就是中国特有的文明发生论。为了弄清楚这一问题，我们必须简要地考察一下“三皇五帝”的传说对於我们今天的真实含义。

    “三皇五帝”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们究竟是谁说法不一。比较正统的说法是，三皇为伏羲、黄帝、炎帝，五帝为少昊、颛顼、帝喾、尧、舜。后人对“三皇五帝”究竟指谁的说法不一，正好从侧面给我们证明了“三皇五帝”并不只是八个人，而是整整一批人。由於这批人的出现，才给原始社会带来了“文明”。

    在关於“三皇五帝”的故事里，我们获得的主要是一些有关文明发生的信息。我们先看“三皇”。

    “三皇”都是大发明家、技术的传播者以及正义的代表。

    伏羲发明八卦，教人结网捕鱼、打猎，教人吃熟食。

    黄帝发明了陆上和水上运输工具－－车和船，以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武器：弓箭，又发明了衣服、帽子等。他能建造房屋，懂得采铜铸鼎的技术。黄帝的妻子发明养蚕。

    炎帝教人制造农具，教人耕种五谷，教人聚货交易，发明医药等等。从“三皇”故事的构成来看，由於这些发明家们的工作，让人能吃熟食、穿衣帽、住房屋，出门有车船，作战有弓箭，生病有医药。就社会经济活动而言，有了农业、商业、工业、手工业、渔猎等。 －－所有这一切已经构成了一个文明所需要的基本要素。

    对於一个文明而言，仅有这些发明创造还不够，还需要在这些发明创造的基础上把社会有效地组织起来，同时也需要创造出组织一个合理的社会所需要的道德条件。这就是“五帝”要告诉我们的故事。 “五帝”都是很有头脑的组织者。少昊成功地组织了手工业和农业；颛顼成功地组织了祭礼和民政；帝喾能根据天象、地利来处理各种事务；尧设立了官吏制度；舜能用人，他让禹治水、皋陶掌刑、後稷理农，从而使天下大治。

    “三皇五帝”不仅通过他们的发明创造和社会组织能力为中华文明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同时也通过他们的学识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指定了方向。

    伏羲通过上观天文，下察地理而创八卦。黄帝对气的研究相当精深，以至於後世的研究气理论的经典著作，如《黄帝内经》等，都挂在他名下。相传他最後得道乘龙升天，成了中国道家成仙的最早的典范。正因为炎帝认识到了植物与人之间具有相通的性质，他才会去尝百草而发明医药。颛顼能看星相。帝喾能通过“修身而使天下服”。尧更是“其仁为天，其智如神”。舜的孝行能感天动地，父亲几次设计杀他，他都不计较。

    当然，这些都是传说，是真是假已无从考证。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传说从整体上给我们呈现了一幅完整的文明发生图案。由於“三皇五帝”的出现，他们给一个文明带来了技术条件、社会组织条件、道德条件等一切基本条件，中华文明就诞生於这些基础之上。

    後人为了纪念他们，称他们为“皇”为“帝”。其实他们哪里会懂什麽叫“皇帝”。他们并不像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帝王那样，是在权力宝塔的顶峰上端坐着的人。他们并没有一个国家机器可以操纵。他们是从荒野中一个个站立起来的人，凭着他们的聪明才智来创造文明，凭着他们个人的影响力来团结别人。

    可以想象，按照他们那个时代所能提供的条件，他们做事比我们要难多少倍。由此只能相信，他们的成功完全是由於他们个人的力量。这些人都有很深的学问、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很好的个人修养，他们站在他们同时代的人面前，就如同“神”一般。

    今天的中国人都说自己是“炎黄子孙”，由此也让一些西方学者断言中国人是“祖先崇拜”者。

    然而没有一个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的人能证明自己与这些五千年前的帝王有着什麽血缘联系。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说自己是“炎黄子孙”呢？为什么中国人那麽执着於这样一种与五千年前的“帝王”间的并不真实的血缘关系呢？

    中国有句成语叫“饮水思源”。我们穿衣服，或多或少总会想，是谁让我们有衣服穿？我们为什么不养成一个像动物那样赤身裸体的生活习惯？谁让我们出门有车、过河有船、生病有药？这样的问题多问一些，“三皇五帝”的形象就出现了。

    由此可见，在中国，对祖先的认同，并不像人类学者们所认定的那样，表示的是“血缘的认同”。在文明的初期，中国人对祖先的认同，表现的是“事业的认同”。假如说“三皇五帝”没有那麽多发明创造，没有那麽多丰功伟业，以至於让我们今天还生活在他们的恩泽遗阴中，而对我们只有一种可以明确测量的血缘联系，那他们对我们今天有什麽意义？

    实际上，我们讲我们是“炎黄子孙”，就是讲我们是“文明人”；我们把“三皇五帝”认做“祖先”，为的是要继承他们所开创的中华文明的事业。

    我们讲文明，一定得与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才有意义。假如我们谈早期中华文明，与我们今天的生活一点关系也没有，那就是奢谈文明。我们完全有理由不去重视，而只把它看成是少数专家的专业知识。如果我们讲的文明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也就是说，我们穿的是文明、住的是文明、吃的是文明、讲的是文明、用的是文明，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文明的“恩泽”里，我们才有理由讲我们自己是文明人。

    “三皇五帝”的故事里所包含着的文明产生思想，成熟於二千年前的秦汉之际。自从这些故事问世以后，就被世世代代地重复着。与其说他们是历史，不如说他们是观念；与其说他们是历史人物，不如说他们是存在於中国人脑袋里的文化符号。“三皇五帝”就是存在於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的文明因素的人格代表。我们今天来破译他们，实际上也就是破译我们自己，是为了找出我们身上的最基础、最原始、然而也是最重要的社会遗传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