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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周代的贵族制度在人类政治史上是相当特殊的。按照今天的观点，我们可以说，周代在一个广大的领土上，成功地建立了一个不设中央政府，不靠“法制”而靠“礼治”的大国。

    这一制度发育出了中国文化的一切理论，对中华文明在地球上的出现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它本身的成功，无疑也会对人类未来制度及文化的发展，取到巨大的参考作用。

    然而，历史地看，周代贵族制度的失败之处也正在於它的成功之处。正是因为不设中央政权，才导致周代制度的崩溃。

    对於组织一个由社会集团构成的社会来说，周代的制度是相当聪明和有效的。既要不设中央政权，又要维持大国的统一，“礼治”是惟一的办法。而“礼治”的前提是要人人自觉地认同“天子”的“天下一尊”的地位。一旦诸侯们对周“天子”不以为然时，这“天下一尊”实际上就消失了。这种情况在周代制度里是毫无解决办法的。由此可以说，不设中央政权是贵族制度的致命弱点，一旦人们不尊重“天子”了，“礼治”就必然要崩溃。

    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孔子特别强调“尊卑”观念。因为“尊卑”就是要维护一种形式上的“上下”观念，而这一观念在当时是维护这一社会秩序的发自内心的约束力量。“尊卑”观念淡漠了，人们自然就不再尊重“天子”了。这种观念的转变出现了，它导致周代後半期的“春秋战国”时代的产生。

１、 社会价值观的改变

    今天史学界一般把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文化现象看得很重。其实“百家争鸣”这一文化现象并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本质特征。当时“百家”的思想都是中国整个贵族时代所孕育的思想，它们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对贵族文化的总结和批判。这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春秋战国，这些思想在贵族时代後期一定要涌现出来。而且，无论是总结或批判，它们本身也都构成了贵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今天看这些“百家”思想，就应该把它们与整个贵族时代连起来看，才能避免断章取义的毛病。

    那么对于这一时代的本质特征应该如何来概括呢？

    春秋战国时代的本质特征，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礼崩乐坏”，具体说就是贵族们都不再尊重“周天子”的权威了。于“礼”不该做的事， 只要他们高兴，他们全都做。而贵族们最高兴的做的事，当然就是扩大领土和扩大权利。这样，他们之间就在肆无忌惮地进行着相互吞并的战争。各诸侯国间相互兼并，各大夫家也相互兼并，甚至有的势力强大的大夫也吞并国家。鲁国的“三分公室”就是这样的例子。

    据史料记载，齐桓公兼并三十五国，晋文公兼并十七国、服国三十八，楚文王兼并三十九国。到了战国时期，西周时的上千国就只剩下“七雄”了。可见当时的兼并战争是相当激烈的。

    除了贵族间的相互兼并战争外，贵族与其有文化的贵族后代－－“士”这一阶层也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一冲突是由於贵族们对贵族特权的垄断所引起的。这种贵族们对贵族特权的垄断当时称之为“世卿世禄”。

    “士”是贵族後代中一个比较完整地保留了贵族生活方式、又有文化的阶层。正是这一阶层中的有识之士，成了反对“世卿世禄”的特权制的最有力的战士。

    前面讲过，贵族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现象就是贵族特权的世袭制。在文明诞生的初期阶段，世袭制有它的好处，那就是这一制度有利於传播文明。

    人类的文明诞生於少数一些天才人物（“受命於天”者）。那时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生活於原始的生活方式中，因此社会必须经过文明的洗礼，才能过渡到文明社会。这一过程是相当漫长的，在中国经过了近二千年的时间。

    而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情况就不一样了。贵族的文化通过贵族後代而整个地被带到民间。这时世袭制就丧失了它的合理性，反而成了压制社会积极性的一个基本因素。因为它使得国家行政部门的大部分官位及领地被贵族们世袭垄断了，那些有能力的“士”就被排斥在权利之外。这种情况必然带来社会的不公平，同时也阻碍社会的发展进步。因而，贵族世袭制成了那时的思想家和改革家们共同批判的对象。

    如战国时魏国的改革家李悝就主张废除“世卿世禄”制。他设想用贵族的“世禄”来招聘贵族后代“士”中的有识有能之士来为政府工作。

    改革家吴起在楚国废除了国王“宗族”中远亲的特权，用他们的财产来奖励有功的战士。

    大思想家墨子公开树起了“尚贤”的大旗。他认为王公大人把自己的政治特权授给自己的“骨肉之亲”和拍马屁者，这是国家动乱的根源，而只有把国家权力授予“贤良之士”，才是治国的根本之道。

    就连最懂得周代贵族政治价值的孔子对贵族世袭特权排斥民间有识之士这一点也不以为然。孔子一生主要从事教育，他的教育方针叫做“有教无类”。这一教育方针实际上是针对当时贵族袭断教育而提出来的。周代“学在官府”，主要是为贵族自身服务的。而孔子则自立私学。在他那里，只要是他认为可以教育的，他都收做学生，不论出身贵贱、甚至连大盗也可收为门徒。

    总之，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尽管他们的学术思想不一样，但对反对贵族特权这一点而言，却是一致的。而离开了贵族特权，离开了“世卿世禄”的世袭制，贵族制度也就不存在了。从这些当时的有识之士对贵族特权的认识看，都意示着贵族制度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

    另一方面，贵族们的特权生活对所有人又都具有吸收力。

    司马迁说过，原始时代人们的生活情况我已经不知道了，到了贵族时代，贵族们眼睛喜欢看好看的颜色，耳朵喜欢听好听的音乐，口欲尝好味道，身喜爱舒适安乐，心喜欢虚荣夸耀，这种风气下降到民间已经很久了。【10】

    贵族的特权生活对“士”的影响最大。他们努力学习，拼命奋斗。他们中的成功者最终都登上权力的殿堂，利用当时的形势，做出了各种各样的事业而留名青史。

    例如改革家吴起，少年时家里有点钱，他拿去游说想做官。结果家产花光了，官也没做成。同乡们拿他取笑，他杀了诽谤他的人，与他母亲诀别发誓说：“做不到卿相，不再回家。”以后他去拜师学兵法，最後果然在魏国被拜为大将，在楚国被拜为首相。

    甚至奴隶出身的申不害也因法律学得好，在韩国被拜为首相。

    当时的管仲、商鞅、苏秦、张仪等等许多历史上有名的人都是这样起家的。

    这时人们对权力、财富、名誉的追求已经完全深入人心，成为了一种时髦的社会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甚至表现在夫妻之间。晏子在齐国做首相时，有一次驾车出门，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看到自己的丈夫为别人驾车，样子很得意，自以为满足。她丈夫回来後，妻子就向他提出离婚，理由就是他没有功名，反而自得。

    社会风气已经形成，人人都在动摇贵族制度的社会基础。但是，当时社会上真正需要结束的，并不是贵族制度，或者说贵族文化，而是当时社会的战争状态。

    既然贵族间的兼并战争是由於没有中央政权所孕育出来的，那麽要结束战争就只有通过武力来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既然“礼治”已经表现得那麽软弱无力，要维护社会秩序就只能靠“法制”。这一逻辑在当时相当时髦，同时也是各改革家手中的主要旗帜。

    代替“礼”的办法只有“法”。古今中外的“法制”，从来都是强制性的。这一点在人类历史上从无例外。“法制”只有靠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才能实施。

    战国时期，左右天下的只剩“七雄”了，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已经在这七大国中孕育。国家的权威开始逐渐表现出来。这时，集权政治已经呼之欲出了。

    而真正改变了当时中国的历史事件，是“商鞅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