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等于是告别了民主政治。我在国内时是很向往民主制度的，到法国看看它的民主制度，真的也比现时中国的政治制度要好得多。但这都还只是表面印象，民主制度究竟怎样运作当时还是很不清楚。我需要有个机会，深入到“民主”内部去看一看。

    一九八九年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为了纪念这场给世界带来了民主制度的这场大革命，七月十六日到二十三日，由法国一个协会组织，从全世界请来了五百五十位青年代表，集中到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大厅开会，要通过一个“二十一世纪世界青年人权宣言”，以系法国大革命人权之命脉。我作为中国代表之一，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可算是当今民主世界的中心舞台之一。欧洲议会大厅为世界一流的议会大厅，现代化程度很高，并且能够多语种同步翻译。我很高兴能有机会走进这幢大厦，亲自参与操纵一下这部最先进的民主机器，体会一下民主的感觉。

    经过八天的民主大实习，有什么感觉呢？说实话，除了感觉有些累以外，没有什么感觉。

    并不是由于我这个人特别麻木不仁，而是由于民主实在没有什么神圣的地方。它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而已。这个办法能让更多一点的人说话，但却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有时管用，有时不管用。它所讨论的经常是一些大而空的话题，而且，由于参与讨论的人只是民意代表，并不是这一问题的专家，经常为一些很枝节的问题吵得不亦乐夫，为一个条款中的一句话该怎么表达，一争就是几个小时候，而毫无结果。

    这次斯特拉斯堡会议是严格按照西方议会民主的程序进行的。主持会议的法国人也很有经验。尽管会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代表间观点对立很尖锐，但绝无发生像台湾立法院那种打架的可能。会下各国代表相处得也很愉快。

    尽管如此，我一点也不觉得把西方议会民主这套办法搬到中国去，中国就会好起来，就会从此繁荣强盛起来。如果可以这样，事情就太简单了：只要建几座现代化的会议厅，民选代表人手一册孙中山先生的《民权初步》，一言一行，照章操作，中国的各项事业就兴兴向荣了。------这样的梦，做也无聊。

    斯特拉斯堡会议让我产生的最明显的感觉是：议会民主这一方式，尽管它已经发展得很完善，可以像操纵机器那样去操作它，可它并不适应中国人。斯特拉斯堡会议，中国代表不算少，大陆台湾香港三地加起来有十多个。在大会发言时我只看到一个公认的勇敢分子争着发了一次言，讲了几句没有意思的话。这位发言者是否真懂当时正激烈争论的问题呢？我敢肯定的说他就没弄懂非洲人和欧洲人正在吵些什么。他只是要争鸣而已。

    当时是“六四”刚过，全世界的眼睛都盯着中国人。有一个欧洲代表问我：“为什么听不到中国人的声音？” 我笑笑回答说：“这是我们的习惯。” 他当时冲着我做了一个感到奇怪的嘴脸。

    真实情况的确是这样。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国人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观点，但更乐意听听别人说些什么，看看别人用什么态度在说话，也不愿意自己加入到哪一个阵营里，而且也认为这种场合并不是能认真讨论问题的场合。

    这种经验对我来说并不是第一次。刚到巴黎时就碰到一次学联主席选举。事前大家在宿舍里议论，都认为某人很合适。到选举时，大家认为合适的人，没有一个肯站出来发表自己的“施政纲领”，结果一个平时大家很看不起的人有备而来，出来竞选，讲了一通。因为没有其它候选人，选举结果就是他当选了。以后又看了各种各样的中国人的选举，就没有一个像回事的。特别是民运人士的选举，情况就更糟了。

    当时我想，原来这套方法是给勇敢分子提供的一个机会。如果换个方式，大家把那个有能力的人推出来，他也一定不会拒绝的。想到这里，才突然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好恶问题，而是一个民族性的问题，其根源与整个民族文化联系在一起。

    这个认识不是成天蹲在图书管里能得到的。它使我所学到的历史知识活了起来，与现实生活连起来了：原来中国自汉代所形成的推举制度，实际上是有很深的民族性做背景的。或者说它就是从中国人的民族性里总结出来的政治制度。这与古希腊人喜欢集中在城邦广场上争吵各种问题，发表演说，此一习俗最终发展为议会民主制度一样，表现的都只是一种民族性。这两种民族性，一个讲“争”，一个讲“让”，表面上各不相同，而其目的却是一样的，都是要用自己认为最顺手的方式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二者间绝无谁“先进”，谁“落后”之分。

    那种认为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的观点，纯属无稽之谈，毫无道理可言。

    这些都是从实际中得出的认识，并不是从观念或个人好恶中所做的结论。获得这些认识后，有时就想表达出来。记得九二年到台湾，在师大梯形教室里讲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题目，在回答提问时我讲了一句：“民主算什么东西。”会后有一个大陆人冲我说：“你真好大胆 ! 敢到这里来讲民主算老几，你是反民主的 ! ”好像他终于发现了一个敌人。

    吃多了不消化才去反民主。那是无事找事做。抽象地讲民主一点意义也没有。我是坚决捍卫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因为那是他们的民族性啊。但这并不等于说我就没有权利说中国不要民主。说中国不要民主不等于说西方不要民主。

    我说中国不要民主是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其实，中国并不是没有民主政治。自从中国清朝垮台、建立民国以来，西方民主政体里的大多数东西已经搬到中国来了，而中国人却落入了五千年文明里最黑暗，最恐怖的时代，吃尽了无数的苦。

    现在大陆、台湾两个政权的对立与中国传统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是西方政治在中国的延伸。这是基本事实。这两个政权的分离、对抗，实际上就是民主机制里党派政治所带来的。如果以后台湾独立了、西藏分离了，或者更糟糕，中国四分五裂了，我可以肯定地说，那将都是西方民主政治在中国所造的孽。

    今天明眼人都能看出，民主政治再在中国玩下去，注定要把中国玩完，弄个四分五裂，国不国，家不家。今天那些中国的民主派，把民主说得多神圣，说成是人类的普识价值，是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光明前途。这些论调听起来就好笑，不知从何说起。西方人这样说，他们出售自己的价值观，自卖自夸，无可指责。中国人也这么说，我只能说他们是不懂事。

    既然中国不能搞民主政治，那么我就应该写《大同书》了。这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文化在秦汉之际成熟以后，就把从“小康社会”到“大同社会”的发展规定为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道路。中国只有这么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中国社会发展的轨道实际上是清楚的。自从汉儒把秦始皇建立的皇帝制度改造成一个“家天下”社会后，“小康社会”在中国就确立了。这一社会经过了二千多年的发展，到清代走到了尽头，需要由“大同社会”来代替了。

    而中国就是在这个制度的转换关头出了问题。这是由于这时出现了一个新内容：“学西方”。由于中国人“学西方”学出个怪物：“五四新文化”。这个“新文化”把中国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中国近现代的灾难全从这里来，中国人受的苦全从这里生出来。

    中国已经偏离了自己的航道，现在必须回到自己的航道上去。按照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轨道，以“家天下”为特征的“小康社会”以后就应该是“大同社会”。但在现代条件下的“大同社会”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问题就应该由中国知识分子来回答。

    由“五四新文化”造就的知识分子是没有能力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在“五四新文化”以前，康有为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写了一个《大同书》。此书原名为《人类公理》，后才改名为《大同书》

    今天来看康有为的《大同书》，其实并没有真正解决大同社会的问题。康有为的确是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中学西方的先驱人物。但他对西方文化的分辨工作做得并不够。他实际上是全部接受了西方的那个虚假的社会进化论思想，然后又对此做了一些学术诡辩，说这种思想其实中国也有，西汉公羊学派的三统三世说就是。中国的社会发展是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样一个系列发展的。

    康有为的《大同书》内容杂乱，头绪不清，但其中“学西方”的中心思想是很清楚的。当时就有人批评他是“外儒内夷”，这种说法并不无道理。我们今天读他的《大同书》，觉得他的种族主义倾向很严重，其实我看这就是他不加分辨就把西方的社会进化论当成真理拿来的结果。尽管他对人类理想社会的描绘绝不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差，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多少理论意义，因为他的理论既不是西方文化的结晶，也不代表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成果，而只是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化后产生的灵感，不具有开创中国大同时代的意义。

    既然康有为没有完成为“大同社会”奠基的理论工作，环顾左右，也没人去做，那么只好我来尝试着做了。要想推翻共产体制，解脱中国人的苦难，这个工作是非做不可的。这个工作不做在先，不完成它，就不要去动那个共产体制，不然中国就乱了。那是不负责任的，也不是我的性格。

    为了区别于康有为的《大同书》，我把我的书取名为《中华大同书》。这一区别也表明我的一个观点：目前关于“大同社会”的奠基工作，只限于中国的范围，换句话说，中国由于有文化优势，可以在“大同社会”的建设上先起步。至于说到“世界大同”，那是一个更大的题目。这不但需要把儒道佛吃透，更需要把全球各族的文化、世界历史，特别是要把基督教、伊斯兰教、科学文化这些对全球影响最大的文化现象吃得很透，这个题目才做得。目前我还做不了。

    一九九五年八月，《中华大同书》上中下三册终于完成。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节选。作者晏新明。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