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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看政府的权利。

    在孙中山先生的民权政治里，政府有五个权利: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监察权，比西方的民权政府多出了两权。孙中山先生关于政府权利的构思，与西方政治三权分离的构思有著根本的不同。

    在西方政治学说里，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权是完全独立的，政府只拥有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分别由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议会和法院来行使。而在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里，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都属于政府的权利。实际上政府拥有全部的权利。这一层意思跟孙中山先生的要建立一个“万能政府”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

    至于权利制衡学说，则被用在政府内部的权利上，政府所拥有的五权，在内部则是被分开的。因此孙中山先生说这叫“五权分离”，不过这“五权分离”跟西方的“三权分离”本质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前者导致一个权利十分大的政府，后者导致一个权利十分有限的政府。

    对于政府的“五权”，其基本的运作程序是:政府通过考试权来选拔人材，通过立法权来规定行政的方式、程序和范围，通过行政权来行使权利，通过司法权来控制行政的方式、程序、范围等，通过监察权来撤换不合格的官吏。

    西方学者认为:现在讲民权，最怕的是得到了一个万能政府，人民没有办法去节制他；最好的是得到一个万能政府，完全归人民使用，为人民谋幸福。

    西方人有能力创造一个万能政府，但没有办法去让他只为人民谋幸福，这是西方文化的局限性。因为西方文化的基础是讲竞争的，讲优胜劣败的。这套文化用在政治上就是毫不掩饰的强权政治。因此西方人就十分害怕万能政府。就是今天也一样，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万能政府就是法西斯，于是总是千方百计地去限制政府的权利。由此导致，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民主国家的进步反是很慢的，反不及专制国家的进步，一日千里， 像日本德国那样的迅速。从前日本维新，只有几十年，便富强起来。从前德国也是很贫弱的国家，到了威廉第一和俾士麦执政，结合联邦，励精图治，不到十几年，便雄霸欧洲。其它实行民权的国家，都不能像日本和德国的进步，一日千里。”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孙中山先生解释说，“推究其中原因，就是由于问题的根本办法没有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就是两点:第一，这些民权国家的人民并不真正信任政府;第二，这些国家的人民并没有真正把国家的大事托付给有本领，有道德的人。

    中国的情况则不一样。在中国传统政治里，对从政的人，或者说对做官的人，并不要求他们有许多“主义”，而首先要求他们有“治国平天下”的大本领，然后要求他们有道德。既所谓做官的人应该是“仁慈”的人，要懂得“视民如伤”，“爱民如子”。

    既要有“治国平天下”的大本领，又要有“仁慈”的好道德，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两大优势。在民权政治的条件下，用现代知识将这两大优势发扬光大，中国的官将会是世界上最好的官。(这一点，我们今天在新加坡和香港已可见一些端睨。)

    再来看中国的老百姓。中国人的国民性里有两大特征:第一，推崇有本领的人；第二，喜欢对人做好与坏的道德价值判断。

    为了说明中国老百姓喜欢推崇有本领的人，孙中山先生给我们举了许多例子。如在历史上，中国人总是选择有大本领的人来做皇帝，而不问这人的出身是什么。第一个教人取火吃熟食的遂人氏就是有大本领的人，是厨子做皇帝。第一个通过尝百草而认识了药性的神农氏也是有大本领的人，是医生做皇帝。第一个教人做衣服的轩辕氏有大本领，是裁缝做皇帝。第一个教人造房屋的有巢氏是木匠做皇帝。中国的皇帝制度确立以后，中国的皇帝是争出来，是能带兵打仗，会用人的人做皇帝。能带兵打仗，会用人也是大本领。

    有大本领的人才能做皇帝这一观念在中国老百姓中根深蒂固。孙中山先生给我们讲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有一天一个美国教授去游北京西山，和一个农民谈了起来。农民问教授:“外国人为什么不到中国来做皇帝呢?”教授反问:“外国人可以来做皇帝吗?”农民指著田边的电线说:“能做这种东西的人，便可以做中国皇帝了”。孙中山先生说，“那个农夫的思想，以为只有一根铁线，便可以通消息传书信，做这种铁线通消息的人，当然是很有本领的。有这样大本领的人，当然可以做皇帝。由此便可以证明中国人的一般心理。”

    一般中国人对人的道德要求也一样。对人总喜欢用传统的道德标准来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对做官的首先判断他是“清官”还是“贪官”，对皇帝首先判断他是“暴君”或是“昏君”或是“明君”等等。至于说他是“左派”还是“右派”，是“姓社”还是“姓资”，这都是次要问题，或者说根本就不重要。这些素质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他是或工或民，何等职业，无论他识字多少都是一样的。既然中国人具有这样的素质，就应该相信，一旦中国人民获得了权利，是有能力选出有本领，有道德的人来组成政府的。

    组成政府的人，都是有大本领而又道德好的人，他们就能尽自己的能力忠心为国家，为人民做事。这样的政府就是一个专为国家民族、为人民的“万能政府”。造成一个“万能政府”，一个十分有能力，而只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府，这当然是目前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好的政治组织形式。

    中国人民对政府的态度跟西方人不一样。中国人总是时时都在希望自己的政府好，时时都在尽量地把政府想象得好。甚至在今天，组成政府的一群老人已经完全堕落成为类似黑社会的黑帮，他们还是希望相信政府不是如此坏。中国有这样好素质的人民，这真是中国的幸运。如在民权政治条件下，中国有一个十分有能力的政府，有这样好的人民，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还有什么事不能做? 还有什么事做不到?

    对此，孙中山先生说:“假设在世界上的最大国家之内，建设一个极强有力的政府， 那么这个国家，岂不是驾乎各国之上的国家?这个政府岂不是无敌于天下的政府?”

    中国如能够实行这种民权政权，“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 以上对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的分析、介绍和发挥，还仅限于学理的范围。孙中山先生本人对民权政治如何在中国的具体实施，说的并不多。民权主义应是并未完成的学问。

    中国未来政治的设计，关系到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前途。孙中山先生已经走出了他的路，今后的路还得我们自己走。如果今天各界智者能够运用自己的智识，站在前辈已经奠定的基础之上，为中国未来政治出谋划策，中国政治定是有希望的。

    (文中引文出自《国父全集.第一册.三民主义》，1974年台湾版)

   (全文完。作者晏新明。此文写于一九九一年九月，是作者于“六四”后探索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取代“毛泽东思想”所做的工作之一。文章完成后曾四处投搞，终未获得发表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