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民权主义二,民权政治 1，对在中国实施“联邦制”的批判 /小儒昨天文集

然而，这里又得细看。美国和德国之所以实行联邦制，是由他们的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的。美国在实行联邦制以前，是英属的十三个邦。德国在实行联邦制以前，只是今天德国的一部分，叫普鲁士。他们都是通过联邦制的形式，把原来各自为政的小邦小国统一起来，把原来分散的权利集中起来，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由此可见，联邦制的有效作用是在于统一，而不是在于分散;是在于集权而不是在于分权。

这一事实显然跟今天许多中国人对联邦制的理解是相反的。而至今，我们还不能在这一世界上找到一个以此相反的事实来证明那些中国政治学者头脑里的联邦制的梦想：他们认为，在中国实施联邦制是解决中国千年专制的最好的办法。

对此，孙中山先生批评道:质而言之，联邦制“就是将本来统一的中国，变成二十几个独立的单位，象一百年以前的美国十几个独立的邦一样，然后再来联合起来。这种见解和思想，真是幼稚到了极点，可谓人云亦云，习而不察。” (第四讲)

因为“中国的各省，在历史上向来都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统属的;而且统一之时就是治，不统一之时就是乱。美国之所以富强，还是由于各邦联合后的进化所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所以美国的富强，是各邦统一的结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结果。”“如果以美国联邦制度就是富强的原因，那便是倒果为因。”

孙中山先生进一步发挥他的思想。他说：“要把联邦二字用得恰当，便应该说中国和日本要联合起来，或者中国和安南，缅甸，印度，波斯，阿富汗都联合起来，”那才不离谱。

可能提出要在中国实施联邦制构想的人并不希望中国分裂，但实际上中国是一个几乎跟欧洲一样大的国家，各地区之间的差别比欧洲国与国之间的差别还大。中国一旦失去大一统的局面，各地区之间的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将会比欧洲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还大。在这种情况下，靠一部“联邦宪法”，只管国家大事的中央政府将会很难协调各“邦”之间的冲突和“割据”。

另一方面，跟西方人比较起来，中国人性格中缺乏妥协精神，而且地方主义的情绪也很重，这些因素将会导致中国人很难用协议的方式来协调相互间的冲突。

总之，联邦制在中国将会是得不偿失，它会使原来并不强大的国力在实施“联邦”后变得更加弱小，并在各“邦”的冲突中耗尽。

而一旦联邦制的实施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重新统一的问题就立刻会被提出。但这时要重新统一就相当困难了。它将伴随著社会危机总爆发的危险。中国历史上，统一的过程从来都是暴力的过程，是由军人来实现的。而完成了统一的军人总是能获得“民族英雄”的桂冠。这一无尚光荣的称号总会吸引许多野心家们去铤而走险。这就是我们所补充的孙中山先生所说的“统一之时就是治，不统一之时就是乱”的具体内容。

在本世纪初期孙中山先生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军阀割据的问题，在那时主张联邦制只会有利于军阀的割据。因此孙中山先生批驳了那种认为中国必须实施联邦制的主张。对此，孙中山先生十分感慨地说，外国人“是从什么地方看出中国人的缺点呢？就是由于看见中国智识阶级的人所发表的言论，所贡献的主张都是这样幼稚，都是这样的和世界潮流相反，所以他们便看中国不起，说中国的事中国人自己不能管，列强应该来代我们共管”。

在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共产党通过它的意识形态和它的政策摧残和压制了十亿中国人的能力的发挥。因此今天中国的问题是共产主义这个毒瘤附体的问题。很显然，联邦制这一政治形式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而只能解决共产党自身的问题。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他们自己的问题是把权利搞得过于集中，从而不能有效地执政。这也就是共产党自身改革的根本动因。联邦制在今天，说到底跟共产主义是可以兼容的，前苏联不就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吗？于是我们看到，共产党内部主张改革的人也提出类似联邦制的主张: “一国两制”。沿著这一思路走下去，改革到底也只能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把共产专政这个毒瘤从恶性变为良性而已，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