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五四运动”暴发了，完全扭转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

   　　 “五四”时期最响亮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和打倒孔家店。今天许多学者认为，“五四”精神的基本核心是民主与科学。其实“五四”新青年及其旗手们对中国和对西方都不甚了了。他们讲民主，讲科学都没有讲到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水平，他们虽然第一次叫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没有达到维新派的水平。

    “五四”旗手们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情绪，而不是理性。在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文字中，除了口号以外，我们很难从中得到启示。那么“五四”的意义何在呢?

    “五四”的全新内容首先在于“双手打倒孔家店”。

   　　从当时的材料看，“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并不涉及儒学的优劣这一学术问题，它仅涉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当时的新青年及其旗手们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了。其实这一问题在维新派和革命派思想家那里已经被深刻地感受到了。所不同的是他们立志要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而“五四”新青年们则把它打倒了事。

    否定中国文化是一种十分省事的方法。它使中国的一切问题变得十分简单。人人都能给出一个终极原因，从女人的小脚到男人的辫子，孔家店成了一切中国问题的祸根。据海外的一个老先生回忆，当他父亲看到日本飞机来轰炸，就大骂是孔夫子的错。

    这种方法在新青年中很快成为一种时髦。这也使得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变得十分省事。当时的文学青年鲁迅在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叫《狂人日记》的小说，借用一个精神病人的口影喻中国的传统“仁义道德”是“吃人”的。以后随着“五四”精神的发扬光大，他的这一文学上的影喻就变成了绝对真理而被到处引用了。以至于今天每每一讲到中国传统道德，在许多人脑袋里就浮现“吃人”的场景。

    中国传统的“仁义道德”会不会吃人，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研究。这里要指出的只是:作为一种积累了数千年的文化，它所积淀的沉渣无疑是十分丰厚的。然而，分得清黄金的人也才分得清沙子。只有充分了解了中国文化的价值，才能知道掩盖了价值的是什么，批判起来也才会准确有力。

    进一步说，“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的深层含义在于，它表现的是一种对自己的民族及其文化丧失了信心的情绪。

    就理论而言，人类自有民族以来，每个民族都是通过他的文化来认识自己所赖以生存的世界的。因此，所谓民族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作为人的个体，个人总是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好恶，却无法选择自己与生俱来的民族文化。这就如同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宗教，国籍，可以选择自己所喜爱的东西，思想和书籍，而他却不能选择自己的母语，自己的家庭教育，以及自己历史等等。

    这些东西里面所包括的信息就像生物学上的染色体，不可抗拒地把本民族的基本信息遗传给每一个成员。由此说来，中华民族文化存在于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中国人存在的地方，就有中国文化存在。这就是明证。

    在这一基础上，这一民族中最优秀，最杰出的人物(古称圣贤)把本民族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总结出来，做成学问，写成书，通过本民族的知识分子一代代地传下去。这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民族文化。

    一个民族的存在是以它的民族文化为其特征的。民族文化也就成了这个民族的生命线。我们不可以想象一个没有民族文化的民族。民族文化之所以是一个民族的生命线，是因为在民族文化里包含着这一民族的道德，智慧和动力。

   　　然而，那是一个情绪战胜理性的时代。当时中国知识界普遍滋长一种急躁情绪，特别是接受了新思想的新青年，已经没有人相信中国的文化还能与西方文化相匹敌，于是都去“走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路”。这就构成了“五四新文化”的第二个基本内容:全盘西化。

    何谓“全盘西化”?

    西方文化在“五四”以前差不多已经整个地进入了中国。而那时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维新派还是孙中山的革命派都在坚持和维护著中国文化。他们都坚持东西方文化的结合。到了“五四”时期，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用当时“五四”旗手陈独秀的话来说，就是“存其一必废其一”，为了从西方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就必须废除中国文化。

    当时的新青年们看到了西方列强靠着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起了家，就认为只要请来了德先生，赛先生，中国也能像西方强国一样强盛起来。殊不知人家的强大首先是人家对自己的民族有信心，发奋图强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探索出合乎于自己民族性格的政治形式，才获得了成功。要学别人是很对的。但不能为了要学别人就把自己原来那点看家本领给丢了，结果弄得别人的没学好，自己的反而不会了，落得赤条条一个。

   　 “五四”新青年及其旗手们的这种极端的思想和情绪在当时有著十分现实的时代背景。

   　　辛亥革命后，帝制推翻了，从皇帝手中夺过来的权利反而落到了军阀手里，中国变得更加赢弱了；共和制建立了，中国受列强的欺辱反而更加剧烈了。辛亥革命前还可以说列强要瓜分中国，而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对日“二十一条”的签订，那就是列强要灭亡中国了。至此，知识分子的“救国”思想也变成了“救亡”思想。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如此之大，成了“五四”时期最鲜明的时代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感受到，救国之道是怎样从理性向情绪转移的。

   　　既然全盘西化已经成为“救亡”思想的起点，那么这一思想的必然结果就是全盘马克思主义化。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先于“五四”运动前二年暴发的俄国十月革命的确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救亡的希望。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五四新青年”们很快从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转变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最能说明这一转变的就是当时“五四”旗手陈独秀，从一个民主科学的鼓吹者很快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当时的《新青年》杂志则从新文化运动的阵地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那时有另一位“五四”旗手胡适还在大力宣传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然而在全盘西化的背景下寻求救国之道，没有比马克思主义更实用的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就是为了“埋葬资本主义”，而那个资本主义就是正在欺负著中国人的列强。

    这就是“只有马克思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真理”之所在。而它则是以西化为背景，以自我否定为其前提的。这时，为了拯救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五四新青年”们从西方诸先生中请来的已经不是德先生，赛先生了，而是十分严肃的马先生了。

   　　现在我们可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归纳:“五四”的主题是救国，它是以否定中国文化和全盘西化为其基本内容的。以后在中国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化则是这全盘西化的引申。这一内容的形成，其内在因素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丧失信心，外在因素则是世界列强迫中国人太甚。

   　 “五四新文化”一经在中国站立，中国就完全改变了。当时“五四”的另一位旗手李大钊对着中国大地发出了可怕的预言:“由今而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 不幸他言中了。“五四新青年”和他们的旗手们为了救国一腔热血，但他们可能没梦见过，他们的激情，他们的冲动，却给他们的后代留下了弥天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