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五四”纵横
我们说“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因为“五四”的主题是“救国”。
中国的危机是西方工业社会兴起后才发生的。由于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和世界市场的开拓，西方人强盛起来了。当他们要来开拓中国这个大市场时，东西方的冲突就开始了。西方向世界扩张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一些弱小的，文化不成熟的民族因为无法抗拒西方的强大攻势而消亡了，而这一次他们面对的中国却是一个文化十分成熟，民族意识十分强烈的民族。最初，中国政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以为只要关起门来不理人就没事了。谁知人家一定要打开中国的大门。战争不可避免了。然而中国从未遇到过如此强大的对手，战争的失败是注定了的。
打不过别人了才知道别人比自己厉害，才知道要跟别人学。最早向西方学习的是洋务派。林则徐是他们最早的代表。他们从跟西方人对抗的痛苦经验中感觉到西洋人“船坚炮利”，以为只要中国学会了造枪造炮，就可以同外国人平起平坐了。所以当时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
甲午海战爆发了。用铁甲船和洋炮武装起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次战争震动了全国，洋务派的幻想破灭。中国人对洋务派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了。中国人总是希望自己能向世界强国一样富强有力，看看自己国内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国际上地位一落千丈，正沦为一个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所有热血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坐视了，中国该救了。自此以后，“救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最强音符。
关于救国之道，“五四”以前大致有两大派别。首先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其次是以孙中山，章太炎等人为代表的革命派。他们是才气横溢的一群。他们的出现，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维新派一反洋务派只看重西方国家机器枪炮利害的思想方法，十分注重机器枪炮后面的一整套政治，思想，制度。他们尽当时的一切可能来了解西方。他们当中的严复翻译了许多西方的重要著作，如“天演论”，“原富”，“法意”等。他通过翻译，把在欧洲构成人类崭新的工业社会的那些思想，从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到哲学理论，一整套地介绍到中国。自他以后至今，尽管介绍西学的人成千上万，翻译形式也大有发展，但从整体上讲还没有人能超过他。
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十分深刻的清理，对其中一切阻碍社会发展的现象，从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到社会中的家族制度，从儒家礼教到八股文都进行十分尖锐的批判。同时，他们特别重视东西方文化的对比研究，在学术上亦颇有所建树。时至今日，人们重新开始东西方文化的对比研究，不得不去重读康，梁的著作。
他们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经改造就不能适应当今的社会，他们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擅长思辨的康有为把传统儒学整个的颠倒过来讲，从而完成了传统儒学的改造；感情充沛的梁启超用他流畅的文笔，把中学和西学结合得十分完美，从而成为一代理论宣传大师；一身侠胆的谭嗣同则从佛学出发，结合他所能获得的一切自然科学认识论，来构造他的”仁学”，从而把中国传统的辩证法发挥得十分彻底。
也许因为中国人所受的苦难比其它民族要多，或者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积累的思想素材较为丰富，维新派思想家们所达到的思想深度和激进程度比起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在康有为的理想社会(大同书)里，他认为国家的存在是许多不自由的根源，应该取消国家，世界由一个类似联合国的总政府来管理，这个总政府则由人民选出；家族的存在是许多不平等的根源，应该取消家族；儿童由育婴院及各级学校哺育，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对发明者或工作成绩突出者给予特殊奖等等。
对于这些思想，我们很难用对与不对来评判，就像我们不能用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去看待西方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而只能透过他们的具体说法去揭示他们所代表的时代精神一样。
然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的历史作用已被充分地宣传，而中国维新派思想家却被埋在了历史里。法国有个著名的现代童话叫“小王子”，作者给我们讲了个故事:小王子居住的那颗行星最早是一个土耳其天文学家发现的，他穿着他的民族的服装宣布了这一发现，没有得到天文学界的承认，后来他的国王下了不穿西装就处于死刑的命令，他穿着西装又宣布了他的发现，这时全世界的天文学家都承认了。这一故事本来是说西方人的毛病，而“五四”以后的中国人却更深地染上了这种毛病。中国近代思想家的思想价值不要说西方人不了解，首先是中国人自己不承认。
维新派思想家们的基本思路是循着传统的儒道佛的思路走，他们从中国固有文化里面来寻找救国之道，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则把君主立宪作为他们的政治理想。
康，梁认为，社会是沿着由拨乱而升平而太平的顺序进化的，因而在政治上也是“由君主而君民共主而民主，由专制而立宪而共和”，这一秩序不能错乱。(这里的“民主”，“共和”概念已经不是今天我们所了解的以普选制和议会制为特征的民主政体，而是比民主这一政体高得多的真正人民做主，各民族和睦相处的理想社会。)
这种说法跟我们今天时常听到的那些善良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社会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进而到社会主义依次发展，历史阶段不可超越的说法，其所包含著的思想内容是一致的，都是说历史不能跨阶段发展。所不同的是，前者用的是中国式概念，从中国千年帝制这一实际出发，后者用的是从马克思主义书本里学来的概念，从马克思主义出发。
平心而论，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比起民主政体来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因为这是一条能使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而又能避免许多痛苦的道路。
我们有理由相信，假如当时康，梁等维新派的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在中国获得成功，今天的中国人将会享有比今天多得多的民主和自由，也将会有更多的科学精神。因为君主立宪是一条通过政治上温和的形式，在承认东西方文化各具优越的前提下，把东西方文化有机的在中国结合起来，从而使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道路
然而，历史是不可以被假设的。中国人的痛苦总是比别人多。当东西方文化相遇时，中国与世界列强的冲突和中国内部的民族矛盾搅合在一块儿。
正当康、梁等在宣传他们的维新保皇的政治主张时，中国却是由一个满族皇室统治著。
在中国，民族矛盾从来是支配中国历史的基本矛盾之一。也许，如果当时的中国皇帝是汉族皇帝，立宪派的政治主张可能会赢得更多的支持者。
在康、梁看来，清朝是中国的一个朝代，而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清朝是满人。而且当时社会上反满情绪已在很大程度上跟立志要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派结合起来了。
当时要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同盟会”，首先得宣誓:“向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为了摆脱倾覆的命运，曾经扑灭了戊戌变法的清皇室也曾一改顽固保守的面孔，宣布预备立宪和实行改制。然而晚了，一切改革的计划都无济于事了。反满情绪已经遍布全国和军队。武昌起义在“兴复汉族，驱除满虏”的命令下暴发了。
辛亥革命成功了。千年的帝制推翻了。议会，多党，竞选全有了。一夜之间中国变成了民主共和国。
这一变化不仅让中国人吃惊，外国人也感到吃惊。这时中国历史在这里又打了个皱折，生出许多事来。 当时君主立宪的势力还很强，社会上要皇帝的呼声也很高。军阀袁世凯出来钻了这个空子，借用这种形势宣布称帝。
但是他不知道，中国的皇帝并不是每个年满十八岁的人都可以做的。过去改朝换代，首先得各路豪杰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地拼杀一阵，使出浑身解数。这时全国的知识分子(儒生)在一旁观看，最后选择一个本领大，道德好的人，尊为“真命天子”，帮他去平天下，这才做得皇帝。中国的皇帝是用中国的方式竞争出来的。如果皇帝不该你做你偏做，那就是“贼”了，天下就要出兵讨伐。
袁世凯这样的阴谋家当然是没有资格做皇帝的。所以袁世凯在历史上被称为“窃国大盗”。而起兵讨袁的则也就是坚持认为中国应该有皇帝的立宪派。蔡锷和梁启超天津密谋后，蔡锷潜入云南发动了“护国战争”。
而中国历史经袁世凯这么一折腾，君主立宪就再也不可能了，立宪派的政治理想也因此付之东流。
另一派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这一派主要是以海外留学生和华侨为其基本力量。他们大多在海外生活时间较长，对西方的民主政治和工业经济的发展感受十分深刻。这一点恰好就是维新派的不足。他们要求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发展实业。孙中山的思想是这种要求的典型代表。
为了建立民主政治，孙中山从西方搬来了权利制衡学说。但他并不满足于三权分立。他认为西方国家讲民主，但并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了民主，而都只是部分地实现了民主，中国要建立民主政治，就要实行完全的民权。什么叫完全的民权呢？孙中山从各民主国家拿来选举权，从瑞士取来创制权、复决权，从美国西北几州找出罢免权，再加上西方近代三权: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和中国传统三权中的考试权和监察权(孙中山认为，西方近代是三权分离，中国传统也是三权分离，是君权，考试权，监察权的三权分离。)，一共九权，把其中四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交给人民，把其余的五权留给政府。这就是孙中山的“四权宪法，五权分离”。
实现了民权政治以后，中国的首要问题是发展工业，为此，孙中山为中国设计了十分庞大而宏伟的“实业计划”。
显而易见，“五四”以前的中国思想家们，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对中国社会的要求都是很高的。在他们的理想中，他们要把中国建成世界上最平等，最自由，最民主，最富强的国家，而不满足于学习某一国家的模式，达到某一国家的水平。
维新派和革命派，尽管他们的政治主张不相同，他们却有著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十分伟大的，都把中国文化作为自己学说和思想的基础。如孙中山就把他的“民族主义”作为他的“三民主义”学说的基础。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