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殇》说起：今天的中国一，一个被分为两极的社会 /小儒昨天文集

而西方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如果那时西方人没有那个海盗性格，今天的世界将会是另一个样子。当西方工业文明向全世界扩张时，西方人每—根血管都激动着。他们认为他们是惟一的文明人，这个世界应该由他们来统治。他们通过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并开始瓜分中国这一大市场。大量的廉价商品涌入中国市场，最弱小的家庭经济体经营形式“男耕女织”很快被荡涤干净，大量的财富外流，中国进入了近代史上的贫困化时期。

虽然中国家庭经济体所提供的生产力不足以跟机器大工业抗衡，中国人却是不屈服的。在各式各样的——暴力的、和平的、保守的、激进的、软弱的、强硬的、政府的、民间的、经济的抵抗下，西方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无法统治中国。

为了获得民族独立，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人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搏斗。他们认为维护传统的帝制已经不能使中国强大了。他们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向西方学习民主政治、科学技术。

但民国并没有使中国真正获得独立。十月革命的成功启发了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49年革命的胜利使中国成为—个完全的主权国家。这—成功证明了“五四”时期的选择是正确的，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在西方文明的各种思想中，没有一种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直接摧毁着西方文明本身的形象，能够对西方文明进行武器的批判。

当时谁也没有察觉到，中国人已经开始脱离它自己的基础，开始“全盘西化”了。一切都是激动人心的。

在年青的共和国的第一个十年里，城市企业全部国有化，在农村，通过合作社消灭家庭经济体，进而通过人民公社化，使每个农民成为按劳动量领取变相工资——工分的农业工人。在短短不到十年内就在一个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完成了西方资产阶级花了三百多年才达到的高度社会化生产模式主。这种惊人的成就远远超出了常识所能理解的范围，其结果也是惊人的。这一成就没有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生产力，却带来让千百万人饿死的大饥荒。

直接导致5 9—6 1年这场灾难的，甚至说不上是谁的错，只不过是那时被人们遗忘了的传统消费倾向的一场恶作剧。当中国人吃的不是自己锅里的东西时，就会忘掉“勤俭持家”这一古老的训条。他们走到公社食堂，就像他们的祖先去吃大户—样，放开肚皮吃饭，根本不去考虑还有没有存粮。灾难就这样发生了。

这场让共和国的领袖们慌了手脚的大危机，在刘少奇、邓小平等求实的政治家们采取的紧缩消费和有限承认家庭经济体的传统经营权(三自一包等)的措施下，静悄悄地过去了。1 9 6 4年，社会恢复了正常。然而这种让激进的革命家们脸上无光的倒退，给刘邓带来了灭顶之灾。仅仅两年后，反修防修的口号酿成一场长达十年的政治大灾难——文化大革命。

灾难过去了。中国大地一片寂静。又是那批自“五四”以后就被激进的知识分子反复定论为最封建、最保守、最没有文化的中国农民，他们悄悄地把田分了，又走回他们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家庭经济体里。不仅仅是农村，在温州那个政府“不管事”的城市，一下子涌出千万个家庭经济体，构成让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温州模式”。这种开始全是自发的趋势，很快得到务实的政治家的肯定：“改革开放”。历史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中国那个最深厚的基础暗中操纵了被各种革命口号装饰了的一切。

这时的中国与传统的中国已经不一样了。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到八十年代初，中国已经建立起一个以工业城市为主体的社会经济体体系，并有一亿三干多万名职工完全脱离了传统的家庭经济体而靠工资吃饭了。虽然这一体系是根据马克思生义对西方工业文明所能提供的极片面认识建成的，但它已经代表着中国的生产力。

这部分人虽然仅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点三，却创造近8 0％的财政收入。而另一方面，以农村人口和城市个体户为基础的家庭经济体，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生产率虽然是弱小的，但依然是中国社会的基础，而且是最有活力的部分。

今天的中国让我们看到这样一幅社会景观，那些在城里的青年们，强烈要求着民主政治、自由竞争，要求资本主义，大骂现实；而那些靠微薄工资生活的老实人则深深依恋着社会主义，对现实十分不满；那些已经回到家庭经济体里的人们对主义毫无兴趣，他们心怀余悸，匆匆忙忙地在发家的道路上先捞一把。每一部分人都掌握了—部分真理，谁也不服谁，一片乱糟糟。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被东西方文化分割为两极的社会，一方面像《河殇》那样要求全盘西化，另—方面传统又在顽强的复活。

东西方文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同时并存。就社会经济体来说，西方工业文明从社会组织到科学技术方面给我们积累了丰富经验；对于家庭经济体来说，我们祖先同样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有效的社会组织和十分精巧的生产经验。就整体而言，无论是西方的经验还是传统的经验却都显得不够了。

对于今天的中国，任何单一的方法，无论它怎么科学都是有问题的。如今天在全世界通行的计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计算结果是我国人均产值只能跟非洲几个落后的国家并列，排最末几名。这一结论十分可疑。因为在中国诸多实际创造着巨大使用价值的劳动并没有被计算成价值，如占用大量人力物力的农村建房，大量生产与流通的中间环节因为没有专业公司而不计为产值。这样的计算显然不能真实表现中国的实力。

适应社会经济体的措施不适应家庭经济体，适应家庭经济体的不适应社会经济体。一切有效的都变得无效了，一个被分为两极的社会给中国人提出了全新的课题。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家庭经济体仅仅代表着弱小与低效的生产力，那它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我们的回答是：历史并不是人可以设计的，假如历史允许全世界都被社会经济体组织起来，那它将以一种不可抗拒的规律展现出来。但是，历史给我们展现的却是完全相反而同样是不可抗拒的规律，人民公社的失败恰好就证明这一点。

也许这类经验只能归结为中国传统势力太大。那么我们从实现工业文明的基本条件看，工业文明也不可能在中国全面实现。首先从资金角度看，无论是靠自己积累还是靠引进外资，中国是否可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来建立可以容纳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社会经济体，从而使十亿人都变成食工资者？ ——回答是否定的！

如果真的建成了，那么这个世界上是否存在着可供十亿产业者消耗的原料市场以及能容纳他们的产品的消费市场？ ——回答也是否定的！

而事实上，今天由于技术进步使生产率提高，原料市场和消费市场都变得十分有限，对单纯劳动力的需求也越来越小。8 4年至8 8年中一亿三千万职工中已有二千万职工成为多余。中国已经不具备完全工业文明化的条件。

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回答家庭经济体及其文明的价值何在这一问题。

也许由于在今天的中国，家庭经济体的价值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还不能给出任何正面的答案。但从一些间接的信息中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这—价值的存在。亚洲四小龙用儒家文化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成功；日本大财团成功地完成了家族式组织方式与机器大生产的结合，获得了高质高效的效果；华侨社会的家庭经济体很快适应了西方社会的要求等等。

当然，中华文明的最终价值要由它的母体一—中国大陆来表现。科学技术和各种思想我们都可以从西方学来，资金也可以引进，但一个民族的原动力却不能引进。中华民族的原动力存放在它自己的文化里。中国人只有成为真正的中国人时它才能在这个世界上获得应有的位置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它的价值也才会被世界所承认。

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一个重组织，一个重聪明；一个重原则，一个重变通；一个重分析，一个重综合；一个重生产，重消费；一个重扩张，一个重和气。两个文明各有特色。东西方文明真正结合的时候，那就是人类的新纪元。

这一切将在中国开始，这一切将由中国人做起。

(全文完。作者晏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