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社会化大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现代科学技术及其民主政治，让世界上多少人为之赞叹不已。这时人们自然会问，中国会不会也自发地发展出以大机器工业为特征的资本主义？

    回答是否定的。这个否定是由中华文明的核心——家庭经济体的性质所决定的。

    把中国的家庭经济体与西方的社会经济做一比较，我们会发现两个基本的不同点：

    1、家庭经济体的消费倾向大于投资倾向

    家庭经济体的经营目的是很明确的：“发家致富”。而家庭富裕本身即是一个消费范畴。家庭经济体是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的结合。这一结合大概会使人联想到自然经济状态下的生产与消费的结合，但中国的家庭经济体并不排斥市场。家庭是通过市场致富的，消费主要也是通过市场实现的。

    然而社会经济体则完全不同，生产所重视的并不直接是财富，而是表示利润额的那个数目。生产也不是为了消费，生产就是生产。利润不断地变为扩大再生产资金重新投入。社会经济体就像一架奇怪的机器，一旦开动，它就一刻不停地扩大着自己，直至整架机器完全崩溃为止。所以，西方资本家认为赚钱是他们的职业，他们的工作就是不辞辛劳地把钱赚下去。这跟中国人赚钱是为了享福的观念完全不同。

    在法国，笔者遇到两个资本家，一个中国人，一个法国人。两个人都是十分精明的经营者，又可算是同行。他们都是从十二年前白手起家的。中国老板十二年中不断地买进卖出餐馆，现在还经营着六家生意相当不错的餐馆。谁也不知道他究竟赚了多少钱，只知道他相当有钱，他经常捐钱给本地华侨社团，同时也捐钱回大陆老家办学校。他就像个十足的中国人，经营十分灵活，能大能小，有空就钻，从不吃亏。一旦发财后就开始通过各种义举进行消费，以此获名。他的经营方式是十分典型的中国家庭经济体经营方式。

    而那个法国老板，十二年中不断扩大经营。今天他的公司已经是在欧洲拥有一百四十多家快餐店的跨国公司。公司的经营活动必须由公司内部整体协调配合才能实现，他本人在这个整体行为中只能起重要作用，不能起绝对支配作用。他终日忙个不停，主持各种会议。对他来说，最大的快感就是数字，在生活中每每为付一块钱而斤斤计较，一点不像中国老板那样十足君子风度。我们通过这两个人的经营行为，可以清楚地看到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差别。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海外华侨的成功。在海外，华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找—份工作靠工资吃饭。要么按照传统的方式经营家庭经济体。所谓华侨的成功，实际上就是家庭经济体在海外的成功。

    家庭经济体有很强的独立性(或称排它性)，因而它们的经营一般规模都不大，但又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一般都能很快致富。正因为家庭经济体做不大，所以华侨都愿意聚居在—起。我们看到，这种聚合起来的家庭经济体群能量是很大的。在那些市场没有形成垄断的地方，达到一定数量级的家庭经济体聚居在一块，就能对市场形成垄断，如在东南亚。在西方发达国家，那些市场已经完全被垄断的地方。则通过发挥饮食，服装等中华文明的传统优势，牢牢占据市场一角。而无论在哪里，家庭经济体都表现出储藏财富，义举消费，赌博敬神等特点，对扩大再生产则兴趣不大。

    中国人的消费倾向在历史上表现得十分突出。在吃、穿、住、娱乐等领域创造出了五花八门的消费艺术。

    中国古代那个最大的家长——皇帝的消费，大概是世界上任何君主都不能比拟的。西方商人马可.波罗看了中国皇帝的行猎后感叹道：“这可真是世界上其它任何娱乐所不及的”，“他的享乐程度非亲眼看见的人想象不到，游乐的盛况与范围远在笔墨所能形容之上”。

    传统中，中国人喜欢斗奇争巧。对于女乐、珍宝、宴席、佳肴、诗书琴棋画，无所不爱。无论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只要能玩的都玩，能吃的都吃，能消费的都消费。大户人家挥金如土，小户人家也习尚浮华。今天大陆上兴起的攀比、送礼风都不过是这一消费传统的遗风罢了。

    这一消费传统形成了财富与文化结合的特征。这是中华文明中极具生力和吸引力的一点。

    2、家庭经济体的投机倾向大于平等竞争倾向

    家庭经济体的致富通常是以市场上的买卖方式来实现的。但由于国家也经常以经济实体的面目出现在市场上，因此，市场的平等原则经常受到政治中的势力原则的侵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有权有势的大户豪民巧取豪夺中小家庭的家产，这样的记录不乏于史料。

    依恃政治势力或家族势力及地方势力，成为扩大财富占有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家庭经济体的求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在承认平等原则的同时也承认势力原则的传统，也养成了家庭经济体喜欢投靠强者或权势者以形成势力的习惯。这样的倾向在历史上演出了多少倚势强买、倚势强占的活剧。

    投机倾向形成了中国人经济行为的—大特征，直至今日还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拉关系、走后门、批条子等都属于这一范畴。这种投机性贬低了价值规律的作用，使中国市场难以形成平等竞争机制。

    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有关这方面的史料被封建论学者们过度喧染，以至于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中国封建社会“暗无天日”的印象。其实，中国文化并不是强盗文化，中国的历史也不是一部“血与剑”的历史，中国始终是一个文明的礼教社会。跟西方的历史比起来，除了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严重危机时，如改朝换代、外族入侵等表现出激烈的暴力外，中国社会基本上都是温情脉脉的。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明确地获得—个认识，中华文明结构本身不能自发地产生机器大工业和与之相适应的现代科学技术及民主政治制度。这是因为大机器生产方式不适应家庭经济体的组织形式。

    在中华文明里，中国人拥有着极具灵感的自然观。在“天人合一”的自然观里，中国人要获得现代科学技术所需的各种灵感并不难，这一点英国教授李约瑟已经给我们指出。相反，现代自然科学至今还很难解释中国传统自然观里的许多认识。但由于家庭经济体本身不对高生产率提出要求，中国的传统自然观也就不能转化为科技革命，造成了中国今天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

    这本身并不是什么遗憾。历史并不要求每—个文明都产生同样的东西。中国人并不像今天许多时髦学者所断言的那样是“保守的”。今天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一样，一旦玩腻了自己的文化，就把它丢得一干二净。这样的民族能判断它保守吗?!

    今天已经有充分的例子可以证明，中国人有足够的聪明，可以把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学到手。

    遗憾的是，中国人今天才开始意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