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殇》说起：中华文明之探索五，国家与家庭同构 /小儒昨天文集

讲国家，在传统的中国首先得讲皇帝。皇帝对于传统中国社会来说，其基本的含义并不在于他是一个最高的政治领袖，而在于他是一个最大的家庭经济体的家长。就形式而言，皇帝号称“富有天下”，但对于一个家庭经济体来说，皇帝们并不会满足于这种形式上的光荣。他们也置私产于民间，在民间开工场、建皇庄、买私奴等，大做买卖。据明正德九年（１５１４）年的统计，仅京畿地区，就有皇庄３７处，占地３７，５９５倾４６亩。至于皇帝的亲戚们，几乎个个都可以从皇帝那里得到封地，成为大私产所的者。

皇家实际上是中国众多家庭经济体中最大的一家，因此它的一切原则都是家庭经济体的原则，如由于私产继承的要求而实行的长子继承制等等。家庭经济体独立自由的经营原则在皇帝那里被放大为一切行为绝对自由的原则；家庭经济体内由于生产的组织和决策权必须集中的要求而实行的家长制，在皇帝那里被放大为政治上的家长制。我们看到，家长制成为中国政治最明显的特征。从古到今，中国政治从未超出过家长制的框子。

然而，家庭经济体是家庭经济体，国家是国家，二者的性质终究是截然不同的。家庭经济体的目的在于发家致富，而国家存在的目的则在于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治安。在传统的中国，国家的职能是通过科举制选拔出来的知识分子──儒生（士）组成的政府来完成的。

要把一个个互相独立的家庭经济体组织在一个疆域广大的帝国内，没有众多的知识分子为政府努力工作是做不倒的。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是十分杰出的，他们竭尽全力维持着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在秦以后二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无数大大小小的腥风血雨，由于儒家知识分子的努力，中华文明才没有像古希腊罗马文明那样，被落后的日耳曼诸部落淹灭一千多年后，再由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来唤起。

对外，他们通过不断发动边境战争、修长城等措施来维护国家安全；对内，他们通过“抑商”、“抑兼并”等经济政策来削弱竞争给社会带来的动荡。

传统中国用以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并不仅是爱国主义的宣传和献身精神，而是通过公开宣传的“读书做官”，“当官发财”的公式来吸引知识分子为政府工作。这一十分有效的措施历代都吸引着优秀的中国人的入仕兴趣。因此，传统的中国社会也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共识。

另一方面，每个儒生同时又是一个家庭经济体的代表，当他们为政府工作时，经常会自然而然地把他们的致富要求和他们手中的权利结合起来。“以权谋私”形成中国政治传统特有的权利和财富的结合。这种结合就注定了这部国家机器是会腐败的，需要社会通过大大小小的充满暴力的起义来调整。

在中国历史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政府也变成经济实体。国家的税收不足以维持财政支出，于是历代各级政府通过经营国营农场（屯田），国营工业（盐铁窑等）和国营商业来增加政府收入。这样一来，政府机构也就成为拥有产业的经济体。

长时期的历史熏陶，培养出中国官僚们的经营性格。他们不甘心于办公室（衙门）的寂寞，经常利用手中的权利在市场上毫不犹豫地与老百姓争夺利益。哪一经营项目大，利高，政府就把手伸到哪里，演出了数不清的“与民争利”的故事。汉代的盐铁之争，宋以后的矿山由官办还是商办之争都说明这一点。

而国营企业都每每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而逐渐被民营所取代。官营经济的倾向在近代表现得尤为突出。无论是清代的洋务派，还是民国时期的四大家族、今天的党政干部，只要一有机会，总会在经济场上一显身手。

纵观中国的历史，虽然不产生阶级、阶级斗争，却充满着十分尖锐的冲突。从经济角度看，一部中国的历史，就是大户吃小户，国家吃百姓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