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儒家学说改造中国皇帝制度的第一个结果是造就了一个以儒学为意识形态的“士人政府”。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讨论这个“士人政府”怎样通过国家政策造就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即均富的社会结构。

    大体上说，进入政府的儒家知识份子是通过推行“轻徭薄赋”和“为民置产”两大政策来对社会结构进行塑造，从而造成均富的结果的。但是，为什麽这两个政策能够塑造一个均富的社会结构？

    我们在前面已经论及，中国在秦汉之际，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自由经济”政策，导致了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明显趋势。而“自由经济”和“大生产”会在社会上造成太大的贫富悬殊。太大的贫富悬殊会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这一逻辑古代和今天都适用。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对这一问题也没有找到一个完善的解决办法。

    而儒家知识份子在与经济上的自发趋势作斗争中，发展出了“轻徭薄赋”和“为民置产”两大政策，从而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

    中国传统的税收政策一直是“低税收政策”。这跟儒家的“轻徭薄赋”的思想分不开。

    “轻徭薄赋”一直是儒家的理想。从孟子开始，他就从贵族制度里提出“什一税”作为“低税收”的标准。以後的两千多年，“什一税”就成了儒家知识份子努力奋斗追求的目标。

    “什一税”在世界史上并不是什麽稀奇的东西，如西方中世纪也由教会提出过。但当时西方的教会是在国家政权以外的另一种政权组织。西方中世纪的农民既要交国家的税，还要交教皇的“什一税”，所以负担很重。因而教皇的“什一税”就普遍地受到农民的抵制反抗。而中国的情况却不同，中国由於在政府政权外，没有另外一个教权，所以“什一税”在中国体现的是“轻税”的精神。

    “轻徭薄赋”政策从汉代开始实行。那时国家的税收定得远远低於古代理想的“什一税”标准，只收总收入的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的实物税，另加每年一个月的劳役。

    用我们今天的观点看，汉代实行的“轻税”政策，可以说它是一种扶持“中产阶级”的政策。

    所谓“中产阶级”是指社会上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而又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基本支持者的一个社会阶层。

    如果我们用今天人们已经习惯了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当时的社会，当时社会上有一批靠兴办工商业发了大财的“富豪”，他们都像王公一样富有。汉儒仲长统说他们的房产（高级住宅）遍布全国，所拥有的连成大片的土地像个小国。他们都是些暴发户，却穿戴着当时被拜过官爵的人才穿的“三辰龙章之服”，他们连一个伍长都不是，却可以役使上千的民户。他们的荣华和享乐像王侯一样，他们在地方上的势力等同於郡守县令。他们贿赂官府，犯法也不被治罪，还豢养了一帮刺客和亡命徒为他们效命。【1】这批人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当时的“大资产阶级”。另外还有一批地主和自耕农，就像是“中产阶级”。除此而外就是无地的穷人，就像是“无产阶级”。

    汉代的经济政策一是“低税”政策，二是“打击富豪”政策。

    打击富豪政策是汉代政府采用的解决社会两极分化的政策。这是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还在采用的办法：即限制和打击富豪的政策。汉代的具体做法有以下几点：

    其一，把当时一些利大的工商业部门，如冶铁、制盐等，收为国营。在这一点上，当时就争议很大。以後儒家知识份子把这一政策批评为“与民争利”。

    其二，控制自由竞争（“抑兼并”）。如汉武帝规定，商人不得收购田产等。这是儒家知识份子一致坚持的政策。

    其三，加强对富豪的税务检查。如在杨可主持的揭发商人的偷税漏税运动里，犯法商人被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2】

    以上这些政策使工商“富豪”的发展受到了限制。与此同时施行的以“轻徭薄赋”为特征的低税政策，使地主和自耕农得到了很多好处。

    至於下层无地的穷人，他们既不会受到“打击富豪”政策的威胁，也因为无地而享受不到国家低税政策的实惠。他们不得不去租地主的地，向地主交百分之五十的地租。不过他们也就不用为国家服劳役了。所以，总的看起来，我们可以说汉代的经济政策取向是“扶持中产阶级政策”。

    “发展中产阶级”是今天经济学里十分时髦的一个命题，而在中国却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自汉代发展出“扶持中产阶级”的政策以後，这个政策就成为了中国皇帝制度的基本政策，一直沿袭了两千多年。

    当然，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中产阶级”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地主阶级”。至於暴富的一批富豪，这批人主要是政府中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侵吞国家财产的不法官僚，如权臣、宦官等，以及巧取豪夺人民财产的暴发户。这些人历代都成为政府的主要打击对象。这样的打击在少数情况下也会涉及到社会上靠经商起家的暴发户。而作为地主的“中产阶级”则一直受到政府的重视。对於社会下层的人民，除了唐代实行“均田制”是直接为社会下层人民考虑外，一般各代都只是通过减税或免税政策间接地为下层人民考虑。

    不过，总的来说，以“轻徭薄赋”为特征的“扶持中产阶级”政策还不能真正解决社会的均富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轻徭薄赋”政策必须与“为民置产”政策联系起来。这一认识在儒学里是很清楚的。

    在儒学里，国家通过“轻税”和“为民置产”这两个相互联系着的政策就能造成一个“人民富足”的局面，这个思想在孟子那里就有。

    孟子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

    这里，“易其田畴”就是讲“分田”，“薄其税敛”就是讲“轻税政策”。他认为，只要实行了“为民置产”和“轻税”这两大政策，就可以使人民富足起来。

    基於在儒学里对均富问题有这样的一种理解，以及由儒家知识份子组成的历代政府通过政策推动和实际上的努力，逐渐打断了自由经济条件下的“大生产”在中国的发展趋势。

    这当然是有一个过程的。在这一过程的初期阶段，最引人注目的历史转变是用“主客关系”代替了“雇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