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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问题与恒产思想声明:此文作者禁止复制,如需转载必须经得作者同意。
两千多年来,中国儒家知识份子一直有一个“太平盛世”的理想。所谓“太平”,就是“均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均富”具体说就是指平均占有生产资料:土地。
这一思想汉儒仲长统表达得比较明确。他说:
要想伸张“太平”的纪纲,建立社会彻底文明化的基础,就得均平民间财富的多寡,端正风俗的奢俭。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除去古代平均地权(“井田制”)的办法外,还没有更好的办法。【13】
财富的形式可以有多种多样,为什麽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要把土地看成是人民财富的基本形式?把平均地权看成是达到“太平盛世”的基本办法?
那是因为 “土地”问题在中国传统上交织着两大问题,一个是现实问题,一个是传统文化问题。 从现实角度看,自秦代的改革,通过“开阡陌”而把土地产权明确划开,从而在制度上确立了私有制以後,家庭经济体就成为皇帝制度的社会基础。而家庭经济体的基础既然是个体小家庭,这一小家庭结构的存在与安定也就成了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这就像西方民主国家的社会基础是个人,是公民,国家和政府能否保证个人的公民权利就成了这个社会能否稳定的基本条件。东方和西方,古代和现代,表现形式不同,道理却是一样的。
自然,富人大量地收购土地,穷人不断地失去土地,这一形势自然威胁到整个皇帝制度的社会基础的稳定。一个小家庭失去了土地,就意味着社会上一个经济体的破产。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要麽变成“奴婢”,要麽变成“流民”。这些情况无论那一头过量了,都会造成社会上的不稳定。所以,土地兼并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西汉的“自由经济”政策自然助长了这一趋势的发展,所以它一出现就受到了儒家知识份子的强烈批判。
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集中化的“大生产”的生产方式及其所伴随的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制与中国的人文传统也不相符合。这个原因是文化原因,因而道理也更为深刻。
中国的皇帝社会是直接从贵族社会过渡而来的,它的人文精神完全承袭的是贵族文化的人文精神。贵族文化很重视个人的价值。每一个人就是事件的中心,整个贵族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由许多个人的活动而组成的历史。司马迁写《史记》所遵循的就是这个原则。他以人物和世家为事件的中心,为他们做“记”、做“传”,而不是按时间顺序,按故事先后去写历史。这种写历史方法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在历史学上的表现。它与现代流行的以人为时间为线索去编排故事,从而让历史向一个方向单线条发展的方法完全不一样。这一历史方法实际上表现的是西方一个目前得势的学术派别,即以社会进化论为基础的历史科学学派的观点。这种观点实际上只是反映了那些被称之为“社会科学家”的人喜欢玩弄虚幻的时空概念的特性,与人类的人文精神相去甚远。这层区别是在读历史时应该明白的。明白了这层区别,才能明白为什么过去中国知识分子写二十四史要那样写,今天历史学家写历史要这样写,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并不是说只有哪一家写出的是真的历史,另外的就不算数。其实各家通过学术语言表达的都是各自的爱好。中国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爱好的是“人文精神”,就用最能表达“人文精神 ”的方式来写历史 ;现代历史学家们爱好的是“科学精神”,就用最能表达“科学精神”的方式来写历史。
讲到“人文精神 ”,就要讲个人价值的实现。而一个贵族,一定要有舞台才能表现出他的价值。所以,贵族就一定要有封地,不能只做精神贵族。在贵族社会里,一个贵族没有封地就不成其为贵族,精神贵族是不算数的。封地就像是贵族的舞台,贵族在自己的领地上才能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这跟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在自己的领土上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的道理一样。
而且贵族在表现其价值时,特别重视个人的尊严,所以孔子用“尊卑”二字来总结中国贵族社会的特征,这是恰其分的。为什么?一般来说,有自己的领地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尊”,没有领地的人,就是自以为“尊”也落不到实处,实际上还是“卑”。贵族在表现自己的价值时注重尊严这一点,与一般商人暴发户在表现自己的价值时就有明显的不同,这种人喜欢炫耀自己的金钱财富,其间的“尊卑”关系显而易见。这种贵族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的人文特征,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有文化、有教养。
贵族制度在中国崩溃後,儒家把这一套价值观整理和总结出来,带到了皇帝社会里,并把它世俗化为全社会的价值观,使它成为一种文明的传播方式。这时贵族文化就变成了全民文化,贵族精神也就变成了民族精神。直至今天,这种精神依然在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我们观察现代中国人的自然选择,就能把这一特点看得清楚。
这里所谓的“自然选择”,指的是中国人没有被一个什么政府的政策,或者什么党派,或者什么主义组织起来,管制住,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中国人就会选择个体经营。他们要做个体户,要做小老板。全世界的具有“自然选择”自由的中国人的选择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自然而然地把他们的家庭经济体连成一片,创造出了“唐人街”,创造出了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的华人经济,创造出了华人市场。
对此,人们可以指责它一千个不是,一万个不是。相对于工薪阶层,人们可以指责这些中国人工作时间太长,活得太辛苦,缺乏劳动保护;相对于社会经济体而言,人们可以指责他们的利太薄,做不大等等。这些指责都有道理。但是,有一点却是没法指责的,那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其它办法,能让大多数只要愿意的人都能实现自己的价值,都能获得自己的尊严?!
面对拿着高工资,享受高劳保而沾沾自喜的白领们的指责,坚持家庭经济体的中国人可以这样回答他们:“你懂什么叫顶天立地吗?”面对那些操控市场的跨国集团不可一世的大亨们的指责,坚持家庭经济体的中国人可以这样回答他们:“你们懂得人不是劳动力,不是市场,人人都有尊严的道理吗?”
经济学家们立刻会反驳说:“这算哪门子理论?!从哪里来的那么多歪道理?!”
别着急!这个道理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会由热爱这个民族的文化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来的道理。这一理论就是儒家所拥有的独特思想--“恒产思想”。它们都已经存在数千年了。
“恒产思想”最早是由孟子提出的。孟子的“恒产思想”归纳起来可以有四条。
(一)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就无恒心,这是人民生活的基本道理。
孟子认为,没有“恒产”却有“恒心”的,只有“士”(知识份子)才做得到。至於一般的人民,没有“恒产”就会太自私。太自私的人就没有恒心,没有恒心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从而导致很大的社会问题。【14】
所谓“恒产”,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固定资产”。只是在中国传统的“恒产”思想里,没有包括现代机器大生产里所特有的机器、厂房等,其主要形式是土地。但这是由历史条件所规定的,我们不能太苛求。如要在我们今天的条件下讲“恒产”,当然要包括这些东西。这里的“恒心”等於是我们今天讲的“事业心”。“恒产”与“恒心”的关系就是在自己的领地上实现自己的事业心。这个领地当然是可大可小的,小到一间小餐馆或者两亩地,大到跨国公司。而无论大小,都必须得是自己所有的。这样,人民的事业心才有体现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个人的价值也才实现得出来。
(二)人不去为自己工作而去为别人工作,是注定要出问题的。
孟子原话的意思是说“人的问题出在不去耕自己的田而去为别人耕田”。【15】不过把孟子这一思想从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抽出来,归纳为“人类的社会问题出在不为自己工作而为别人工作”,这在意思上是讲得通的。出什么问题?主要就是丧失尊严,个人价值体现不出来。
(三)如果一个小家庭拥有足够数量的田(一百亩耕田、四亩宅地),他们就可以在他们的土地上建筑房屋,种植桑树、生产粮食,畜养猪鸡牛羊等各种家禽牲畜,这样他们的吃穿住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只要他们经营得当,不错过农时,他们的生活就可以维持,到老都还能有衣穿,有肉吃。【16】人民拥有了恒产,不但有了尊严,有了能实现自己事业心的舞台,同时还能养家活口。
(四)“为民置产”政策是国家和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好办法。因为社会问题是从社会不稳定来的,而社会不稳定是从人民不稳定来的,国家和政府能“为民置产”,就能稳定人民。
孟子说:如果等人民犯了罪,然後再用法律去惩治他们,这等於是陷害。所以英明的君主要为人民置产业,让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赡养妻儿,好年成能丰衣足食,坏年成也不致饿死。然後再去诱导他们走善良的道路,这样国家就很容易治理了。国家采取这样的办法治理人民,就是行“仁政”,行“仁政”的国家也就能够获得各国的普遍尊重。【17】
把孟子的“恒产”思想综合起来看,人民由家户来组织,每一户家庭都应该有他自己的恒产。在他们的恒产上,他们才能自我解决生计问题,同时表现出自己的价值与尊严。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麽中国的儒家知识份子特别不喜欢“社会化大生产”这一生产方式,其理由就是它必然与雇佣劳动制联系在一起,其人民必缺乏尊严。
“恒产思想”在中国的出现,为儒家知识份子在皇帝制度时期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及土地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儒家知识份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汉代开始,历代积极推动政府施行“为民置产”政策,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总的来说,自汉以后,就可算相对成功地在中国历史上建成了一个“均富”社会。在这一社会里,不存在阶级对立及阶级斗争。它延续了上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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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管子》【2】:《管子》【3】:《庄子》【4】:《晏子春秋》【5】:《左传》【6】:《礼记》【7】:《史记.荆轲传》【8】:《史记.栾布列传》【9】:《史记.陈涉世家》【10】: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11】:《史记.货殖列传》【12】:《史记.货殖列传》【13】:《後汉书.仲长统传》【14】:《孟子.公孙丑章句下》【15】:《孟子.梁惠王上》【16】:《孟子.梁惠王上》【17】:《孟子.梁惠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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