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政治 /２、考试 /小儒昨天文集

“科举制”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考试制度”。这一办法的采用主要是由於当时社会上文化大普及了，有更多人知书识礼了，情况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当时社会上涌现出许多出身於平凡人家的知书识礼的小知识份子，叫“寒门”，他们都有加入政府的愿望。这时如果再采用由“士族”袭断政府的办法就不合适了。所以从唐代开始，政府就采取了对人人都平等的考试制度来吸收政府人员。

从以上的简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中国皇帝制度的政治，从性质上讲，都具有由儒家知识份子组成的“士人政治”性质。

“士人政治”在各代的实践中也各具特点。

唐以前最大的特点是“士族”当政。“士族”当政最大的好处是他们很重名节，所以他们为政时，一般来说会把国家和人民的忧患放在心上。而且他们家族内世代出大官，在家族内也总结了许多政治经验，处理起事务来也有办法。所以，在唐代以前，政府的许多政策都是为社会、为人民着想的政策。最为典型的就是“均田制”。而唐代以後，“士族”当政的局面结束了，类似“均田制”这样国家大规模的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政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士族”当政的最大缺点就是具有垄断性。政府官位世世代代主要由“士族”所占有，自然会引起“士族”以外的知识份子的不满。

唐代以後的“科举制”最大的好处就在於平等。如果考试通过的话，它使人人都有机会进入政府。但它也有它的缺点，那就是不太重视人品了。对於进入政府的知识分子，如果只看他们的考试成绩，而不看他们的人品，自然会给政府的腐化埋下伏线。

过去的“士族”是很重视人品的，因而“士族”出身的知识份子也很清傲。有时这种傲气在皇帝面前也表现出来。“士族”被打破以後，社会上一般读书人就会把考试做官看成了一种“发家致富”的手段，这自然就会发展成导致政治腐化的一种潜意识。

考试制度到了宋代就发展得更严格了，有了许多防止作弊的措施。到了明代考试制度开始走上形式化的道路，也就是“八股文”的道路。

这一演变与明代的政治腐败是分不开的。本来，科举制的目的是为了选出有真才实学的人为国家服务，这就要求主持科举的考官也要有真才实学。如果主持科举的考官们是些官僚，自己本身并没有什麽真才实学，他们如何去鉴定考生的学问呢？中国人终究聪明。那时就想出了“考八股”的办法，把这一问题对付过去了。

所谓“八股文”，应该与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很有亲切感才对。因为其性质跟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考大学时的“标准答案”差不多。不过那时的“八股文”比起今天的“标准答案”来还是要难得多。今天的“标准答案”只需要死记硬背，而古代的“八股文”则只是对文章格式进行规定，靠死记硬背那点功夫还过不了关。而且，“八股文”格式本身的技巧也是很高的，要让今天只会背“标准答案”的考生去做“八股文”，大概会做得一塌糊涂。

“八股”考试制度的好处在於考试标准客观化了，从而使考试制度更能适应社会上越来越大的应考要求。这一改变使中国皇帝制度下的考试制度与我们今天常见的考试制度，在形式上就很接近了。

但是明代的考试实行“八股文”後，考试的真意也就开始丧失了。本来考试的真意在於，通过公平竞争的考试来选择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为政府工作，但考试走上“八股”的形式後，这种形式化的考试便很难测量出考生的真才实学。

当然，明清两代虽然采用了“八股文”来考试，但并不是说明清两代的政府就把权利交给了只会做“八股文”的考生。这两朝又采取了另一种办法，即“翰林”制来作“八股”考试制的补充。

所谓“翰林”制相当於我们今天的研究生制。当时的“科举”被划分为三级。第一级在县里进行，考上的叫“秀才”，相当於今天的高中毕业生；第二级在省里进行，考上的叫“举人”，相当於今天的大学毕业生；第三级在中央进行，考上的叫“进士”，相当於今天的研究生。考试都考“八股”。考上“秀才”和“举人”的就可以在政府里做个小官。而国家并不对这些“秀才”和“举人”委以重任，而是把国家各部门的首长重任都委以“进士”。也就是说，“秀才”和“举人”只能做小官，大官则由“进士”来做。

在明清两代，考上“进士”并不是学业上的最後一级。“进士”後面还有“翰林院”。当时考上“进士”的相当於考上研究生。他们必须再学三年以後重新考试，合格以後才算毕业，才可以进入“翰林院”等待国家任用。

“翰林院”这个机构有点像今天为做“博士後”而设的专门机构。所以“翰林院”集中的都是当时国家的“尖子人材”。

这种把考试分等级的办法有利有弊。好处是有利国家在文化上培养“尖子人材”，不好之处是忽视了对人材的实际经验的培养。

在唐宋两代的考试制度里，考上的都只能做小官。要想做大官就得靠自己的努力，在工作中表现出自己的才干才能升迁。所以，做上大官的人的实际经验是很丰富的。明清两代的“翰林制”与今天在许多国家实行的“文凭制”很类似。在今天实行“文凭制”国家里，有了国家重点学校毕业的高等文凭，才能进入国家的重要部门，如在法国，从“政治学院”、“巴黎高级行政学院”等院校毕业的学生一般才有机会在政府的重要部门任要职。这样的人材，书本上的知识很丰富，而实际经验并不足。

不过当时中国的“翰林制”与政治上的皇帝制度性质的转变是联系在一起的。明清两代，政府的性质已经转化为专为皇帝服务了，所以对政府人员处理社会问题的实际经验与能力，要求并不很高，只要是有文化的知识份子就行了。

总之，中国的“士人政治”起缘於政府对文化的需要，同时也起因於政府要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士人”只允许自己上面有一个皇帝，象征团结，象征文化，不能有具它。在这种政治条件下，就正常情况而言，在中国，贵族（皇亲国戚）掌不了权，宗教人士掌不了权，军阀掌不了权，财阀也掌不了权，农民起义军也掌不了权，只有知识份子能掌权。

同时，“士人”也很注意与商界划开界线。汉代就开始规定商人不能做官，做官的也不能经商。汉代实行的是选举制，由地方官掌握不选举商人。唐代实行的是考试制，规定报考的人不能是商人和工人。这一限制在当时称为“身家清白”。因为工商人家子弟有谋私利的传统，而国家考试的目的在於选择有服务之心的人才为政府工作，所以有这样的规定。

这种规定就是今天看起来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从我们今天的政治现时看，世界上许多国家还是把政府官员经商或者权力与金钱的结合看成是一个导致政治腐败的基本原因，想尽各种办法让官员与工商或者金钱脱钩。应该说，中国在政治上注意到这一问题比较早。

明清时期，中国官场腐败比较严重。社会上大多数人把“入仕”看成是“发家致富”的手段。而一些皇帝也采用只要商人富家向政府捐钱，政府就给他一个闲官的办法来吸引富家的金钱。到了清代，这种不正常的“捐官”现象乾脆被制度化了。

不过这些现象都不是“士人政治”的本质现象，而是与皇帝的私心发展过程成正比的。这一过程我们在“皇帝与中央政府”一章里已做过描述，这里不再重复。清代皇帝的私心最重，所以“捐官”也被制度化了。在这个朝代，科举完全成了安抚汉族知识份子的手段，而不是为国家和政府选拔人材的办法。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知识份子的精神完全萎缩了。读了清末《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小说就可以知道当时的知识份子的精神萎缩到什麽样的状况。

本来“士人”是中国皇帝制度的支柱，满族入关以後，虽然也采取了皇帝制，但满族皇帝们压根就没有想过他们的政权需要“士人”来支撑。出於他们的狭隘的民族偏见，他们只要他们的“八旗”来支撑他们的皇帝。这个时候就可以说，“士人政治”就已经开始垮台了。满族皇帝们只是到了“八旗”支撑不住他们的政权时，才不得不启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批儒家知识份子。

也正是这批儒家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新出现，才使得中国渡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危险的时刻。虽然损失了不少金钱和一些领土，但至少保住了一个完整的国家。这一时期，中国的内乱不说，恰恰也正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元气最足，而且气焰最嚣张的时期。假如没有这批儒家知识份子让清朝苟延残喘了一段时期，让本世纪初期的军阀混战时期提前七、八十年到来，那麽很可能今天的世界地图上不再会有中国这个国家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确大大地削弱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元气。到了中国帝制崩溃，“士人政治”瓦解，社会内部组织完全混乱，军阀各据一方时，他们已经无力再来吞并、瓜分中国了。

总之，中国的“士人政治”连同皇帝制度一起，是毁在满族人的手里。至於戊戌变法时，康有为等人是如何鼓动光绪皇帝废除“科举”，兴办新学，这些历史细节过於复杂，我们在这里不能一一细说，只好把它们留给历史学家们。总之，在清末那个风雨飘摇、千疮百孔的时代，在那些想聚集民族力量，变法图强的儒家知识份子眼光里，“科举”已成为一大弊政。

考试制度在中国虽然被废除了，然而这一制度的精神并没有死亡。它传到了西方，演化成了今天世界上普遍采用的招聘政府工作人员的“公务员制度”。今天的大陆的中国政府，在共产党改革派的推动下，才又重新开始向西方学习“公务员制度”。这大概可以叫做是制度上的“出口转内销”。

纵观中国整个皇帝制度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由知识分子组成政府，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政治是文人政治，是“士人政治”。这是儒家改造皇帝制度的一大成功。这一政治特性又给中国传统社会带来一系列的特点。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由儒家知识分子组成的“士人政府”是怎样通过他们的理念，改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使中国社会文明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