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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学说自从走上中国政治舞台後，就逐渐地把皇帝政治改造为“士人政治”。从此以後，“士人政治”就成了皇帝制度的支架，一直支撑了皇帝制度两千多年。

    在这两千多年中，皇帝有好有坏，中国政治也不断受到来自内部的和外部的各种力量的冲击，而这个支架不倒，皇帝制度也就不倒。中国皇帝制度之所以能够不间断地存活了两千多年，成为人类制度史最成功的政治制度的惟一例子，其根本的秘密并不在於中国有皇帝，而在於这一政治制度由“士人”来支撑。

    什麽叫“士人政治”？

    “士人”就是古代所说的知识份子，或者更具体说，是指儒家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人材。

    “士”这一概念在周代指的是贵族後代中一个完整地保留了贵族生活方式的有文化的阶层。到了皇帝制度时期，“士”实际上就是指儒家知识份子的精英了。由这些精英来操纵、来支持的政治，我们就叫它“士人政治”。

    “士人政治”形成於汉代。秦汉时期，中国读书识字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社会上很多人不识字。字是写在竹片或木片上，能读书识字是很不容易的。在国家政府里供职的人大多也没有文化。这时，能读书写字的人，就是社会的财宝，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皇帝制度下的中国政府，不再像贵族政治那样，是讲“认人为亲”的，而是“认人为贤”，以文治国了。所以，国家和政府就急需大批有知识文化的人材。 汉初，国家开始通过教育，有意识地培养这类人材。为此目的，国家设立了专门的教育机构“太学”。汉代中央所开办的“太学”，相当於我们今天的国立大学。青年们到“太学”学习儒家的“五经”。所谓“五经”，为“易经”、“书经”、“诗经”、“礼记”、“春秋”。“五经”都是高深难懂的著作，就是我们今天，能读懂的人也不多。它实际上涉及到哲学、政治、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教授这五经的老师称为“博士”。学生称“弟子”。

    “太学生”毕业以後由国家分配工作。当时的“太学”分为两科：“甲科”和“乙科”。“甲科”毕业生分到中央政府部门工作，“乙科”毕业生分到地方政府部门工作。这样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和地方的政府部门就逐渐被“太学”毕业的知识份子所充斥，也即被儒家知识份子所把握。至此，“士人政治”可以说就形成了。

    “士人政治”形成后，就一直存在了两千多年，直至本世纪初才随着皇帝制度一起退出中国历史舞台。至于它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则一直存在至今。为何如此一种政治形态能够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究其原因，就因为它由“选举”和“考试”两大制度来支撑。就因为这两大制度有其合理性，就使中国皇帝时期的“士人政治”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为了窥其究竟，我们来分别考察一下这两大制度。

１、选举

    在汉代，“太学”是国家直接培养有知识的人材的办法。西汉除了这套办法外，还有一套从社会招聘人材的办法。这套办法有两种形式，一种叫“选贤良”，另一种叫“举孝廉”，合起来就叫“选举”。我们今天常用的“选举”一词，并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来自汉代。

    “选贤良”是政府不定期地公开向社会招聘人材的办法。这是一种招聘专业人材的方法。当政府在需要特殊人材时，就公开向社会发出招聘公告。应聘人可以由社会上推举，也可“自荐”。推出的人经过考试合格後政府就录用。这种“考试”当时叫“对策”。具体说就是政府根据招聘的目的出一些重大问题作考题，让应聘者回答，从中看应聘者究竟有多大的真才实学，最后决定录用。因而，被选出来的“贤良”一般都是具有专门学问的人。

    “举孝廉”是一种定期的招聘办法。它有点像今天的评选“模范家庭”和“先进工作者”的办法。不过今天的评选只是给一个奖状以示鼓励，而那时的评选，选上的就请进中央政府工作。至於评选的标准，那是公开的，就是简简单单的两条：“孝”与“廉”。“孝”指的是能处理好家庭关系的人；“廉”是指那些在地方政府工作的、能拒腐蚀而不染、而且其服务态度得到社会一致好评的基层工作人员。这种人当时叫“廉臣”。

    “廉臣”自然应当被提拔重用，这没话可说。这里可能一些读者会感到奇怪，为什麽汉代还要把那些能处理好家庭关系的“孝子”们也请进中央政府工作？

    这里面有一个大道理。

    秦代自商鞅变法以後就实行“私有化政策”，这一政策到了西汉时期就完全发展为“自由经济政策”。这时，“私有”观念已经彻底浸透了社会。为了发财，社会上诈骗、偷盗、侵吞公款等现象比比皆是。就是在一个家庭内，家庭的财产也被分为你的我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由此而处不好。在这种社会风气下，社会上能够处理好家庭关系的“孝子”是不多见的。在当时，“孝子”本身就是人品好的代用词，而人品好则是值得信任的代名词。

    另外，在“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在政府的基层工作人员中，不侵吞公款、损公肥私的“廉臣”也是不多见的。所以，“廉臣”也是人品好的一个重要标准。政府为了保证中央不被“商品经济”所吞蚀，就让社会来评选“孝廉”，向中央政府推荐进入中央政府工作。这样的办法，有效地杜绝了政府官员的整体的腐败。

    “举孝廉”这一办法由於每年定期举行一次，以後就成为制度。汉代中央政府的人才产生就主要靠这一办法。当时向中央推荐“孝廉”的权利掌握在地方行政长官手里，而“孝子”一般都是出自各地知书识礼的世家，“廉吏”一般也都是“太学”毕业而被分到各地政府工作的知识分子，所以通过“举孝廉”而进政府工作的人，全都是知识分子。“士人政治”就是这样在政府与“商品经济”和“私人占有”对社会的腐蚀作斗争中逐渐产生，悄然形成。当时发生的“利义之辩”也是这一形势在意识形态里的反映。

    整个汉代四百多年，一年举行一次“举孝廉”，而“孝子”又都出自知识份子世家。这些世家由於经常要向政府输送自己的子弟，这样就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些专门出“官”的大家族，叫“士族”。“士”这一概念，这时除了表示“知识份子”的意义外，也表示“做官”的意义了。

    汉以後至唐这段时期，“士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很活跃。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过“九品中正”制，把从“士族”中选官这一习惯性做法正式地制度化了。

    把“九品中正”说成是一种制度并不很确切。它实际上只是一种人品调查方法。这一办法的出现，是由於东汉末年的战乱使社会混乱了，原来定期举行的选举没有办法实行了，“士族”流散，政府用人失去了依据，人们才想出一种叫“九品中正”的补救办法。

    这种方法首先让在中央政府工作的、本身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员中，从各地推一名德高望重者为“大中正”。这个“大中正”就像是今天各地在中央的民意代表，由他去负责调查他家乡的流散“士人”。“大中正”的调查根据中央所发的统一表格来进行。这一表格把流散各地的“士人”的品行分成九个等级，加上评语及年龄、籍贯，详细填在表上，送交中央，供政府在用人时选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九品中正”。

    这一方法是在由於战乱而使各地的选举制度被打断，中央政府与知识份子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补救办法。

    这一办法最大的好处是，在社会动乱时期，保证了政府的性质还是“士人”性质，也就是说，还是知识份子在当政。我们知道，在社会动乱时期，谁力量大谁就做王，所以结果一般都是军阀当政，土匪当政。如唐末五代十国的黑暗，清末民初军阀混战的黑暗，都是这样的例子。而魏晋南北朝时期长达三百多年的社会乱荡，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值得大书其书的。其中《三国演义》的故事早已深入人心。它为以後大唐盛世的出现做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这一社会动荡时期之所以如此吸引人，与当时采用的“九品中正”制分不开。这一制度保证了当时的各大政治集团几乎都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士人集团”。所以他们的故事是引人入胜的“士人”斗智斗勇的故事，而不是令人作呕的军阀土匪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