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的是地主的情况。而在中国传统社会，地主终究是少数，大多数是自耕农。在自耕农这一层次里，贵族时代的国家政策向家庭化演化的过程，也使“以农为本”的国策成功地移植到自耕农里，形成了“男耕女织”的经营模式。

    这一模式在秦代得到了秦始皇的肯定，他说：“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9】由于秦始皇的提倡，这一模式得到了大发展，最终就发展成为了中国皇帝时期个体小家庭经济体的基本模式。

    个体小家庭的经营结构最明显的特征是“男耕女织”。

    “男耕女织”的思想是一个很有趣的思想，因为它在理论上具有重大意义。这一意义就在于它使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具有了这样的结构：它很小，但同时又能解决吃与穿的问题，从而使一个家庭构成了一个基本完整的生产单位。

    为什麽我们一直强调中国传统的家庭经济体是一个完全能够独立的经济单位？它之所以与今天的经济单位很不相同，那就是因为这一经济单位有一个“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假如没有“男耕女织”，我们就没有理由说它是能够独立存在的。因为种粮的必须与织布的交换劳动产品，他们要结成一种互换关系，他们才能生存。而在“男耕女织”模式里，情况就不一样了。这种互换关系是多馀的。

    我们应该看到“男耕女织”的文化涵义。体现在“男耕女织”模式里的中国老百姓的对自我的独立性的追求，并不是原始人群生活习性的自然延伸，即所谓“自然经济”，而是社会文明化的产物。因为它体现的实际上是对贵族文化传统的一种继承方式。

    在贵族社会里，要成为一个贵族，就必须要有领地，不然就不能成为贵族。贵族有了领地，他就能独立。独立就能保持自己的尊严。战国时期，贵族生活习惯下降到民间以後，贵族对独立的追求也变成了全民的追求。而“男耕女织”这一生产模式，是最适应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对独立性的追求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男耕女织”这一经营模式在中国的起缘有很深的历史含意。它使小家庭这样一个十分细小的社会单位能构成一个完全独立解决自己的“吃、穿、住”问题的一种生产模式。这种模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使中国人塑造出这样一种特性：只要有一块立足之地，就能独立地解决自己的“吃、穿、住”等基本生活问题。而这一特性的另一面就是：正因为自己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基本生活问题，所以中国人不需要政府也能生存，从而使社会基础一直处於稳定状态。

    当然，从我们今天的专业化分工的观点看，它是很有问题的。这也是导致大机器工业在中国没有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基本原因之一。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一传统也构成了今天的中国人，无论走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能独立存活，生根发展的历史基因。

    另外，“男耕女织”在贵族时代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分工，而到了皇帝时代体现的则是一种家庭分工。这种家庭分工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农工联合体”的多种经营模式。在这一模式里产生不出工农差别来。

    在这一“农工联合体”内，人们能通过劳动首先解决吃、穿与住的问题，同时又不易受市场的左右，也不冒市场风险。多馀的劳动产品，如农副产品及布料等，又可以在市场上换回货币，以满足吃穿住以外的需要，因而是比较保险的经营模式。

    这种模式在中国生根，并不证明中国人没有冒险精神。应该看到，整个中国社会都是建立在个体经营这一基础之上的，这些个体户都是小本经营，当然经不起风险。所以当时大多数人做出“男耕女织”选择应该是很现实、很明智的。

    “男耕女织”这一传统经营模式中所包含的理论意义长期以来被理论界所忽视，并且片面地认为它是“自然经济”的典型形式。按照社会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结构是排斥市场经济的，它代表着低效率的落後生产方式，应是在淘汰之列。

    如果说“男耕女织”这一生产方式没有体现由机器大生产所带来的高效率，那是对的。它实际上也只代表中国皇帝制度时期的生产方式，与今天的社会化机器大生产比起来，当然是没有效率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反过来人们可以问：人的生活为什么一定要要市场经济、社会化机器大生产呢？如果说其回答是为了保障人的生活的话，那么它的理由就没有“男耕女织”那样充分。如果说其回答是：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利润，或者说是为了赚钱的话，那么它对人的生活而言，就并不见得是件好事。这一话题我们还是留到以后有机会讨论资本主义时再继续讨论。

    说到赚钱，“男耕女织”还是能赚钱的。这也就是说，这一生产方式并不是排斥商品经济的。实际上，中国传统上的“男耕女织”的经营模式并不证明社会进化论者们的设想。在这一设想里，“商品经济”是从“自然经济”里发展出来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代表着人类经济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家庭经济体的“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是从商品经济里诞生的，它是小家庭经济体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为了保护自己所做的自然选择之一。

    “男耕女织”这一模式无疑具有“自然经济”的性质。我们说它具有“自然经济”的性质就在於，它的生产并不是完全地为市场而生产。它的“耕”与“织”首先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需要，有剩馀产品时才拿到市场上去交换。而由於“男耕女织”这一生产方式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多种经营性质的小“农工联合体”，所以剩馀产品对他们来说是一定会有的，因而“自由市场”对它们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

    另一方面，如果看到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地主在家庭经济体里占着重要地位，就说它是排斥商品经济的自然经济，那也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家庭经济体把土地当作“财富”的基本形式，也是在充分的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所做出的自然选择。

    在中国历史上，“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从来都存在，但从来都不是冲突的。商鞅“开阡陌”、“破井田”以後，小家庭经济体就是一个以私有制为特征的生产单位。它既是独立的，也是自由的；它既可以选择以土地为生的“男耕女织”的经营方式，也可以选择以市场为生的商人经营方式，这方面并没有任何限制。

    一般来说，就是以土地为生的家庭经济体也并不排斥市场经济，他们随时可以把土地卖掉而把资金投入市场，拿去做生意。实际上，从战国到秦汉这一段时期内，社会上“弃农经商”、“弃农从工”的现象是很严重的。即使不把土地卖掉，而宁愿守着“男耕女织”过日子的也跟商品经济不冲突。两个兄弟分家後，一个靠土地“男耕女织”，一个靠市场“贱买贵卖”，经济上各过各的，但两人仍然是兄弟。他们之间并不会像马克思主义者所描绘的那样，产生代表着先进与落後的生产方式的阶级斗争，去搞“你死我活”。

    实际情况正相反。假如两人出於兄弟感情深，不愿意分开过，而愿意组成一个以财产共有为特征的类似共产主义的“大家庭”，那麽在这一“大家庭”内，两人仍然可以一个人去“男耕女织”，做“自然经济”的事，另一个人去“贱买贵卖”，做“商品经济”的事。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一点也不足以为怪。

    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商品经济”、“自然经济”，并不代表着两条不可逾越的界线，而只代表着两种生活与经营方式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完全是一种自然而然和自由的事。

    当然，家庭经济体并不仅只是“男耕女织”这样一种形式。“男耕女织”只是最基本、最有特征的一种形式，所以我们专门拿它来分析。除了“男耕女织”的农工联合体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专业户”。

    个体的家庭经济体天生具有多种经营的性质。“个体户”经营的性质必须是独立的和自由的，离开了这两条，就称不上“个体户”，所以个体经营可以是开餐馆、开旅店、开农场、开工厂、做生意等等。其经营的内容随着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细而变得越来越多，既有知识份子专业户、也有科技专业户、官吏专业户，军人专业户、医生专业户、宗教专业户等等。

    由於中国传统的家庭经济体既具有商品经济的性质，又具有自然经济的性质，同时又可集可散，可大可小，所以它既能够创造城市的商品经济，又能创造农村的自然经济。它们集中则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工商城市，分散则创造了乡村经济。大的能经营大型企业，小的只是像“牛郎织女”那样，靠一头牛和一间屋过日子。中国历史上的富有和强大全是靠这些大大小小的家庭经济体创造出来的。

    当然也应该看到，尽管家庭经济体是适应於所有行业的，但它的一般特点还是不容易做大。当然，不容易做大并不见得就是什么坏事，但它最大的缺点是经不起竞争。一遇竞争就死掉了。中国在近代的贫困与落後与大量的家庭经济体在竞争中死亡不无关系。之所以经不起竞争，其主要原因是这样小的家庭经济体不对大机器生产提出要求，所以没有发展起机器工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科学技术及组织。这是近代中国落後及被动挨打的社会基础方面的原因之一。关於这个问题，我们留到《大同篇》里去详细分析。

    今天的国家观念是以西方观念为基础的，即建立在以个人为基础的社会上的观念。所以在这一观念里，社会也被叫做“公民社会”。而中国皇帝社会的社会基础并不是个人，而是家庭，所以也叫“家天下”社会。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特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与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西方社会的本质区别。看不到这个区别就没有办法认清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这是考察中国历史首先得弄清楚的问题。

    其次，讲中国的皇帝制度，就得讲家庭经济体。离开了这一社会基础，中国的皇帝制度就讲不通。它构成了中国两千多年皇帝制度的社会基础，并对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今天我们中国人的独立、自由的性格全都是由传统上的这个“家庭经济体”培养出来的。今天的中国人在组建大机器的社会化生产时，又产生出“大而全”、“小而全”的特点。这些特点实际上根子也在传统的家庭经济体的影响上。

    在近代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化过程中，人们发现中国的传统社会的横向联系很少。孙中山先生说它是“一盘散沙”。这一社会特点给许多学者造成了困惑。而实际上，这种特点就是中国传统家庭经济体的特点。在传统中国，每一个家庭经济体就是一粒沙。它是完全独立的，不依附于其它沙的。但问题是，为什么二千多年来这盘沙不散，到了二十世纪，这盘沙却散了？

    回答可以是简单的。那就是：过去中国有皇帝，所以这盘沙不散；二十世纪后，中国没有皇帝了，所以这盘沙就散了。这盘沙之所以不散，全靠皇帝这一象征的存在，使家庭经济体自发地产生一种以皇帝为中心点的向心力，从而拉住这盘沙不散。这可不是皇帝的力量，也不是国家政权的力量，皇帝本人和国家机器都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这是整个社会的力量。由于这一力量的存在，使中国的皇帝制度在地球上存活了二千多年。在有信史可考的人类制度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制度能够获得如此辉煌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