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殇》说起：中华文明之探索三，天下为家：发家致富是家庭经济体的经营目标 /小儒昨天文集

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是十分严峻而又真实的。一切想通过正道而获得成功的家庭经济体，惟一的选择只有“勤奋”二字。想要做官而光宗耀祖的，必须面对寒窗，十年苦读；想要获得好收成的，必须精耕细作，不误农功；想靠做生意发财的，必须起早摸黑，风餐露宿。在发家致富的驱使下，传统的中国人在家庭经济体内养成了全世界众口皆碑的勤奋性格。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家庭经济体的经营特征是独立性、灵活性，因此，发家致富并不能只靠一种行业。那个人们所熟习的“地主经济”的概念，仅仅揭示了家庭经济体通过经营土地而致富，这是十分不完善的。徛顿靠盐起家，郭纵以冶铁成业，都达到像国王一样的富有。

虽说士农工商，各有所专，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但中华文明并不像西方文明那样，是建立在极为细致的社会分工基础上，从而实现生产经营的社会化。中国的家庭经济体是以致富为经营目标的，所以它一开始就带有多种经营的特征。最简单的综合经营形式是“男耕女织”，然后有土地经营与手工业的结合，商业和借贷金融业的结合，土地经营与商业、金融业的结合等等各种各样的形式。明末大海商郑芝龙经营海上贸易，岁易千万计，同时又经营土地，庄仓多达五百余所；清代官僚高士奇、徐乾学，除大规模经营土地外，还经营当舖、银号、钱桌、开绸缎店等。

当我们认为“农业文明”、“小农经济”这些概念都仅仅揭示了部分社会经济行为，不能准确表达传统中国的经济社会性质时，我们却不能回避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为什么土地经营一直是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经营形式，土地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而且自给自足的经济成分一直在家庭经济体中占的位置。

这首先得从中国市场的特殊性说起。我们知道，在西方工业文明里，市场是靠机器大工业支撑着，它能够通过机器为市场生产出大量的消费品；而市场上的消费资金主要来源于消费者的工资。在这一框架中，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量是大致可以求的，因而在宏观上，市场也是可以控制的。而在传统中国，市场是由贩运商人支撑着。他们走乡串寨，从众多家庭经济体那里收购货物，然后用贱买贵卖的方式向市场抛出。这时生产和消费都是无底洞。物价就成了谁也控制不了的腾跃着的魔鬼。物价问题是中国市场的一个永恒的问题。

在这种情形下，依靠市场去发财是条捷径。对此，早在二千多年前古代先哲们就有了很明白的认识：要由贫穷去求得富有，农人不如工人，工人不如商人。相反，要完全依赖市场去生活，却是十分靠不住的。传统中国的市场给中国人带来一种特殊格局：谁都不能离开市场，谁都不能完全依赖市场。

其次，土地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资料，它变为商品后仍能保持最初购买时所支付的价值。同时每年在其使用过程中能带来比现代银行的利息率要高得多的可以预知的增值量，其收成只与气候等自然因素发生直接关系，与政治等社会因素不发生直接关系。因此，财产菲薄的小家庭经济体与土地的直接结合就完全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

对于已经发了财的家庭经济体来说，在没有大量预备资金作后盾，以信用为先导的现代大银行存在的条件下，自然不会选择钱庄、银号作为储存金银的场所。他们储存金银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埋藏起来，二是投资田宅。两种方式在传统中国都被采用着，最大量的方式则是后者。

中国人太实在了。怎么会轻易相信那张被叫做“货币”的纸。但怎么能轻易地把自己血汗换来的财富去换成写着数字的纸片，尽管这张纸在中国出现得很早！在这一情形下，土地和房产就像银行式的变成了财富的象征。一切跟财富有关的活动也都跟土地有关了。皇帝奖励他的功臣时，土地成了奖品；俸田制下，土地成了官僚们的工资。

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所倡导的“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本末思想，并不像今天人们通常用工业文明观念所理解的那样，在国民经济范围内重视农业这一产业部门，轻视商业这一流通部门。这一“本末”思想仅仅指出家庭经济体的致富行为以农桑为上策，因为它是为子孙考虑的永富，而长途贩运等是赌博性质的风险投资，是权宜之计，是下策。

这种思想本身丝毫没有排斥商品经济的意思，相反，这是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对商品经济的很深刻的认识。但这一认识要被今天的中国人接受并不很容易，人们可能会找出中国古代关于“抑商”的材料来进行反驳。其实，“抑商”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打击投机倒把”，它和“抑兼并”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儒家知识分子为了维护家庭经济体的独立性而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所采取的不同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