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贵族制度之小结 / １、从周代封建制与欧洲中世纪封建制的简要对比中看周代政治的价值 /小儒昨天文集

“FEODALITE” 这一界定西欧中世纪政治制度的概念，被学者们翻译成中文的“封建制”。这一翻译无疑造成了理解中国文化的巨大阻碍。尽管“FEODALITE”这一概念所表述的西欧中世纪制度里，存在着领主、领地和农奴，表面上看与西周的大夫封有采邑、采邑里有“民”，它们两者之间似乎有着形式上的相似之处，而如果我们细细考察，不难发现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和中国西周的封建制二者间有着本质的不同。

这个不同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首先，西周封建制是一种成熟的政治方案。它是由政治家们设计出来的，并由国家有组织地推行的。这种政治方案的设计者，我们可以相信就是姜太公、周武王、周公旦等人。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应为周公旦。

而西欧中世纪出现的封建领主制，并不是一种成熟的政治设计，而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历史现象。

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制是由於一个统一的大国－－“罗马帝国”－－在落後的游牧民族的冲击下崩溃後，在其废墟上自发形成的。罗马帝国的社会秩序崩溃後，到处是混战，盗匪蜂起，人民普遍不安，在这一情况下，人人都没有安全感。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每个人都必须依附於其他人才能够生存。这种依附通常是通过宣誓效忠和臣属礼来实现的。

这一结合基本上是一个自觉自愿的过程。它使社会上结成一种由国王、领主、骑士、农奴而构成的一种相互依附的社会秩序。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自发的过程，与西周封建制的自上而下的由国家推行的自觉的政策完全不一样。

Ｇ．Ｂ亚当教授在为《英国百科全书》写的《封建制度》条里这样总结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

“我们为了方便起见，用‘封建制度’一词来称呼它，但是如果说它含有‘系统的’意思，那就不恰当了。封建制度即使在它最盛时代也绝无系统可言。它是略具组织的混乱。”

其次，从人类政治史的角度看，周代贵族政治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是一个不设中央政府而又有效地组织一个大国的制度。这一点与西欧封建制完全不一样。

周代由“分封建侯”而形成的领土和权利的分治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完整的历史画面：

周王用武力推翻殷商以后，建立了一个不设中央政权的大国。这个大国在武王和周公旦的主持下，逐级把国家的土地和权利分封给对周文化认同的所有人。这一分封制包括了四个层次：天子建德，诸侯建国，大夫建家和庶民均田。

这一制度把国家的权力和领土分割成碎片，每一碎片形成一个社会的小集团，各行其政，做自己的事。这时，这样一个“国”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集团共同体，“家”也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家”，也是一个“国”。大夫的“家”里有家臣，家臣也分封有采邑。只有在采邑里生活的、以夫妻和他们的孩子为单位的劳动者，才构成今天意义上的家庭。但那时叫“室”或“户”，而不叫“家”。

这是组织一个多民族的大国的成熟的政治方案。这一方案成功地把不同语言、不同文字、不同风俗习惯的人民组织在一个大国内。

这一成功真是太伟大了！三千年过去了，而至今还在震撼着人心！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知道，早期的原始人群分散於不同的自然环境中，从而形成了拥有不同的语言文字和生活习俗的原始族群。起初的这种情况，应该说全世界都是一样的。这个传统自然地沿袭下来，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称之为“民族”的生活共同体。

而中国早期的政治家们对人类的这一自然传统进行了人为的改造，把它提炼成为一套有效的政治制度。周代用命“命姓氏”的方法，把许多拥有不同语言和生活习俗的社会集团大规模地组织起来，从而使这些族群间的相互不认同的界线逐渐消失，最後形成一个各自只保留下姓氏和方言的统一的文化共同体。

这一层意义，我们与西方历史的演化发展做个比较就能看得更清楚。

西方人据说在人种上有一个共同的起源：雅利安人。以后这一人种在欧洲发展为拉丁族群、希腊族群、条顿族群、斯拉夫族群等等。这些发展都是一些自然的发展，没有经过改造，因而这些族群间的界线一直没有得到弥合，就沿袭了下来。

西方世界一直处於这样的分化状态。如生活於欧洲中部的条顿族哥特人又分为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勃艮第人、阿勒曼尼人等等，而在不列颠的条顿族则分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米特人等。欧洲的整部历史，可以说就是这些族群的各种形式、不断冲突的历史。

这些族群，它们的语言和生活习俗都很接近。在中国人看来它们基本上是一个文化体系。在今天的中国人的眼中，是很难分得清德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奥地利人、瑞士人、比利时人等等欧洲族群的区别的。至於欧洲许多小族群在历史上的区别，不要说中国人分不清，就是西方历史学者也是很难分清的。

假如说，在西方早期的历史中，也有人试图用“命姓氏”的方法来弥合原始族群间的自然界线，那麽今天的“德意志”、“法兰西”、“比利时”等这些词就只会是一些用於相互通婚的不同的“姓”，而不会成今天那种界线分明的民族国家。

实际上，在中国“张王李赵”等一些大姓中所发展出的人口，有的已远远超过了西方的那些族群。但他们在中国被改造了，被文化了，因而在这些大姓间，根本就不可能形成战争，更不可能引发世界大战。

今天我们中国各地拥有的不同语言叫方言。我们可以相信，我们今天的方言有一大部分就是由周代的各诸侯国的国家语言而逐渐演化而来的。从今天中国各方言之间的差别来看，其差别有时比西欧国与国之间的语言差别还大。如北京话与广东话之间的差别就比法语与意大利语之间的差别还大。由此可以推测，早在中国贵族制度时期，各诸侯国间的语言及风俗习惯的差别又比今天大得多。

这些差别在早期也有发展为国家意识的差别的倾向。但那时，周代的政治家们在政治上采取了分权自治的办法，并自觉地运用“认亲”与“认同”这两大原则来统一社会，从而消除了那种自然形成的、可能发展的民族界线，在对社会的改造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中国以后的不同语言、不同生活习俗的社会集团之所以没有演化为不同的民族国家，周代制度及以後儒家的努力，功不可灭。

而在西欧中世纪，语言的不同经常是分裂以及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较为典型的例子是条顿人的法兰克民族。这一族在公元五世纪曾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法兰克王国。但因占领了曾由罗马人统治的高卢地区的法兰克人学习了当地居民的语言，使自己的语言拉丁化了，成了今天法语的前身；而居住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人继续保留着他们的下日耳曼语。这一语言上的分裂日後逐渐发展为今天的法国和德国的分隔。

历史告诉我们，法兰西和日耳曼的分裂给世界带来了大患。他们经常把欧洲变为战场。直至今天，隐患未消。

本世纪在世界上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从欧洲的角度看，都与欧洲历史上族群界线这一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分不开。

当然，我们不能说，假如这些族群界线被清除了，世界上就会没有战争了。我们只能说，如果这些问题在西方历史上被解决了的话，今天的情况就会轻松得多。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欧洲历史上，西方人没有试图去解决这一问题。罗马帝国崩溃後在欧洲兴起的基督教会所创教国，它所做的就是这种尝试。

在西方，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教国是一种社会的统一力量。它通过对上帝的统一的信仰而使西方各民族形成统一的文化。并且，罗马教廷也试图推广拉丁语与拉丁文，争取在欧洲形成统一的语言与文字。可以与之相对照的还是中国的贵族政治。在中国早期的贵族政治里，用“命姓氏”的方法成功地组织了社会。以后，在秦汉之际，又进一步采取了“书同文”的政策，从而形成了统一的文字。文字的统一必然伴随着统一的发音。这就使中国的统一拥有了一个有效的方法，那就是中国人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和文字：“普通话”（过去叫“官话”）。这一办法使各地区、各民族保留他们自己的语言，叫“方言”，然後大家又共同认同一个统一的语言：“普通话”。

当时欧洲天主教会推行拉丁语所用的方法与中国的方法完全一样。这一方法不同于法国大革命所创造的方法，即通过国家力量强制推行一种国家语言的方法。法国大革命後强制推行法语，使今天的法国成为一个只有一种语言的整齐划一的国家。

罗马教国在文化上统一欧洲的尝试成功了，但在政治上统一欧洲的努力却最终失败了。这一失败无疑与新教改革分不开。新教采用欧洲各地的方言宣教，使原来统一的拉丁语被丢掉了。以后，各地的方言就发展成为今天的国家语言。而且，新教也与新兴的资本家精神结合了起来，从而使新教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宗教。

中世纪教会统一欧洲的失败，造成了今天西方世界在文化传统上是统一的，但在政治上却四分五裂这一基本格局。

不过，中世纪教会统一欧洲失败後，欧洲统一的理想并没有消失。今天的欧洲各国又在新的条件下以“欧洲联盟”的形式，重新开始了探索统一的路子。不过今天的“欧洲联盟”还没有真正找到其统一的基础。“欧洲联盟”肯定不可能长期以货币为基础。因为货币会涨会落，而“欧洲联盟”的价值却不能跟其涨落。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如果“欧洲联盟”只以金钱为其基础，将只会是一个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