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告片里的“抢钱、抢粮、抢娘们”变成了大陆版的“抢钱、抢粮、抢地盘”，这样公然地破坏商业规则、货不对码，置投资方、导演的信义于不顾的行为，令影迷目瞪口呆。（见《把我的娘们还给我！》）
   
   鼓吹诚信的《投名状》居然和观众开这种不讲诚信的玩笑，实属中国特色的受到保护的“合法”的商业欺诈行为，只有中国才有那么霸道的审查剪刀。而电影分级制度又千呼万唤不出来，怎么拍是你的事，怎么剪是他的权力。刀子在人家手里啊。
   
   《投名状》的不足显而易见：莫名其妙地让一脸苦像的徐静蕾出演祸水红颜，毫无说服力；诸多细节、包括服装道具的失真和滑稽可笑；战争场面不够震撼，这倒不能完全怪导演，他已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投名状》几亿人民币的投资，在片酬上花得太多，不请刘德华又怕票房没有保证，望眼欲穿的南京大战只好走走过场----

   《投名状》再一次表明中国电影体系（包括电影审查制度）、制作团队和好莱坞在整体上的差距。但我真正想说的不是这些。我想说的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看一遍这个电影。
   
   尸山血海堆砌的《投名状》，隐藏不住一片脉脉温情：继鼓吹、美化独裁统治的《英雄》和无聊已极的《无极》等豪华垃圾之后，有个叫陈可辛的导演终于不再把观众当傻瓜，试图讲述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彻底戳穿为穷人打天下的弥天大谎，表达对契约精神的终极渴望。
   
   中国人从古至今的悲剧在于：需要赴汤蹈火、同舟共济的时候，什么承诺都可以许，因为都不必兑现，一切都是海市蜃楼。更大的悲剧在于：为了让悲剧成为穿肠的毒药，居然有那么多群众演员出钱出力卖命地上演这一永不落幕的大戏！没有契约精神建构的诚信文化，大多数中国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被骗，要么骗人；骗人也许不会成功，被骗肯定处境悲惨。
   
   一切的落后最终要归结到哲学的落后，文明的落后，表现在文化的每个方面：
   
   上对下不守诚信，官对民不讲诚信，因为不守诚信并不会立刻受到惩罚，有立竿见影的丰厚回报。而一旦弱者强大到拥有要求讲诚信的资本，因为失望和愤怒，暴力成为唯一的选择，没有谈判的容身之地。只能又推倒重来，周而复始地陷入诚信危机，诱发暴力革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缺乏诚信的瞎折腾的历史，社会运营成本太高，进步异常缓慢。
   
   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于没有形成以契约关系为纽带的公民社会，而是以个人关系为纽带的人情社会，不是没有道理的。一诺千金只是一种传说。一个总是在谎言里转悠的人或民族不配同情这个高贵的字眼----
   
   看到二哥拼着老命都要去捍卫对敌人许下的诺言，三弟哭着喊着不顾一切地要去兑现“投名状”，忽然间，我体会到了导演良苦的用心：如果一个人或一个集团可以对敌人背信弃义，同样会对“自己人”痛下杀手。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出于权益之计破坏神圣的契约，而又不受到应有的惩罚，契约就成了弱肉强食的绞索和卑鄙者畅通无阻的空头支票。
   
   一个艺术家有没有良知是最基本的东西，然后才谈得上作品的好与坏。我写过一篇《张艺谋连妓女都不如》：乞丐尚不受嗟来之食，性工作也是工作，张艺术上的堕落无以用语言形容。在一个迫切需要进行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启蒙教育的大陆，哪怕你拍动画片也好啊，不就是为了赚钱吗？非要五体投地，去添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始皇帝的肥屁股。
   
   感谢陈可辛！《投名状》证明在收回投资，并进而盈利的巨大压力下，导演在题材选择和价值取向上，仍然可以做到游刃有余，用不着无耻地歌颂暴君，向权力献媚。
   
   陈可辛刻意将影片的高潮背景设置为“苏州杀降”事件（太平天国苏州保卫战），当然有他的理由。他究竟要唤醒人们怎样的回忆呢？
   
   苏州保卫战里的二哥是一个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名字：戈登，“洋枪队”（满清美其名曰“常胜军”）第三任管带，在中共历史课本里是双手沾满太平军鲜血的刽子手（“恶贯满盈的戈登在喀土穆被苏丹起义军打死”）；背信弃义的大哥则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晚清重臣李鸿章，时任江苏巡抚，非常欣赏而立之年的戈登少校：
   
   “看这个英国人战斗，真是疲惫的眼看见美景，沉重的心喜获甘露……如果有什么能和曾国藩的学识一样让我敬佩，那就是这个英国军官的指挥才能。”
   
   1863年11月中旬，苏州保卫战激战正酣。素与苏州太平军主将慕王谭绍光不和的纳王郜永宽等“四王”、“四大天将”，跟江西赣镇总兵程学启秘密定下降约，后者承诺保证郜及部下性命，戈登居间做保，双方都认为他最讲信用。纳降得到了李鸿章的认可。
   
   12月4日，郜永宽刺杀谭绍光，李鸿章顺利拿下苏州，摆下鸿门宴杀了八个降将。与此同时，淮军在城内大开杀戒。与电影中表现的一样，已经解除武装的数万太平军将士被屠杀。戈登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提着洋枪到处找李鸿章，要和他决斗以挽回自己的名誉。无果。
   
   戈登下达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将苏州还给太平军。同时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不会再帮助清政府，撤回洋枪队。
   
   杀人如麻的李鸿章万万没有想到，这点“小事”会激起老外如此强烈的反应，酿成重大的外交事件，只得四处疏通、上下打点。朝廷赏赐下来，戈登被封提督，赐穿黄马褂，戴孔雀花翎。戈登向英国公使布鲁斯提交辞呈，被再三挽留。戈登拒绝接受李鸿章的万两白银的赏金，和朝庭的一系列封赏：“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
   
   抛开战争的是与非，“杀降”事件引发的满清外交危机，是两种文化观念撞击的必然结果。英国的崛起，端赖1215年制定的《大宪章》和建立在契约文化上的公民社会。没有什么比背信弃义更糟糕的事情了。
   
   如果不兑现对敌人的承诺，实质上是对原则的践踏。充满耻辱的中国近代史表明，聪明的善于灵活掌握的国人，根本就不是古板的按原则办事、讲究信用的老外的对手。后者以不守信用、破坏规则为奇耻大辱，最大程度地降低了社会运转的成本，却屡遭愚昧的国人的嘲笑。
   
   30年之后：1894年9月17日，日清海战全面爆发，满清耗费巨资打造、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被日本联合舰队打得全军覆没，被迫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坠入东亚病夫的深渊。
   
   这时的李鸿章已是72岁的高龄，还是不大明白输在哪里。落后的文化结合坚船利炮，只是让惨败更为醒目和令人痛心。
   
   哪怕是对敌人的承诺也必须兑现，这就是《投名状》带给人们的启示。建立在契约文化上的现代文明和公民社会，需要制度化的包括学校在内的一切教育资源做为平台，持之以恒地进行公民教育。这当然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民主制度的建立。
   
   然而，中国人最擅长的是在同样的地方，以同样的姿势跌倒，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目前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破坏环境的掠夺式开发，文明落后的面貌无从得到根本的改观，没有自由、独立的大学、媒体和契约文化滋生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伟大的复兴不过是自欺欺人。
   
   注：“苏州保卫战”参见《太平天国》、《传奇人物戈登》、《“涉外”成功不等于“外交”成功――李鸿章早期涉外、外交活动刍议》。
   
   原载《民主论坛》

此文于2007年12月19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