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鲁迅的特立独行，被政治利用实非鲁迅所愿。如同尼采也给纳粹带来灵感一样，任何学说都可能因曲解为政治所用。李银河仅仅介绍了一些人权和性方面的常识，在大陆就被戴上了鼓吹同性恋、淫乱和乱伦的大帽子，迫于单位领导的压力，不得不公开声明对有关话题保持沉默。
   
   “不妨问问‘新不容旧’的新文化播下了什么样的文化基因。90个年头过去，今天在纪念它的历史成绩的同时，亦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检讨它给20世纪社会、文化、政治带来的负面影响。”（见邵建《新文化到底播下了什么样的文化基因》）
   
   中国最强大的文化基因莫过于儒家的“君为臣纲”，强权代表真理，属于反人类反自由反对美好的一切的文化基因----我们现在取得长足的进步了吗？

   
   横向没法比，纵向比较，只能说比文革和1980年代初好那么一点点。虽然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以国人的整体素质而言，与五四时期相比，变化并非想像的那么大。社会福利比嫦娥离月亮还远，生活水平只能说刚吃了几天饱饭；政治觉悟，不是外宾的都应该知道，大学培养的都是些为人民币服务的政治白痴，精神层面，对人权、自由、民主的认识远远没有达到自觉追求的地步。有些更是书读得越多越反动，当了“海龟”更甚，争先恐后地加入到歌功颂德的忽悠合唱团，誓把出国这些年少分的一杯羹给捞回来。
   
   检讨新文化的负作用固然政治正确，但把后来的政治斗争归罪于新文化运动，好比反人类思想：这个地球没有人类，环境和物种绝对比现在美好和丰富。试问：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的政治运动少了吗？文字狱和暗无天日的横征暴敛、独裁专制无不是变本加厉，草民连自由、民主、科学、共和、宪政这些名词听都没听说过，更别说什么实践了。大规模的反抗只是迫于“要饿死”的境地，来来回回地更换奴隶主，穷折腾。为了迎合和谐、稳定，一些庸俗文人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连“穷折腾”都要全盘否定，干脆集体自杀算了，本就不该来到这个地球。
   
   新文化运动群雄的国学根底都很厚实，进得去、出得来。现在一些连国学的门在哪里都不知道的文人也好意思就国学这个层面嘲笑、否定先贤，真是怪哉。与新文化运动给国人带来的民主与科学，给几千年来在独裁暴政下呻吟的国人带来的现代文明相比，其负作用有限到不值一提。拯救了亿万生灵的青霉素尚且有负作用，何况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
   
   愚民教育下，中国人蠢得把向皇帝效忠当做人生最高的理想和境界，不知世上还有没有羞耻二字！难怪钱玄同激烈得要废除汉字，提议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该枪毙。鸵鸟性格的国人，耳朵一向不大好使，而现实又是那么黑暗，那么令人绝望，说点过头话，至少他会想一想：为什么如此仇恨这个东西？振聋发聩，起到反思传统文化的作用，很了不起。
   
   鲁迅先生对反现代文明的恶势力的愤怒一以贯之，“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不过是激愤之言，针对的也只是思想，而非肉体的消灭，邵建先生居然认为“这鲁迅还要把主张文言的人拉出去枪毙两次”，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鲁迅所谓“一个都不饶恕”，要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来分析，掐头去尾，世上的文豪都该回炉。如果和“俯首甘为孺子牛”以及先生对帮闲文人的鄙视结合起来看，“一个都不饶恕”又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把自己的理解水平和毛泽东看齐很有意思吗？
   
   自由和自由的敌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交锋，从来就是针锋相对。连自由的皮都没有，在那里奢谈宽容的毛，也不觉得可笑？胡适一辈子都在反抗专制，追求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他说“鲁迅是我们的人”才是宽容的本来面目：条条大路通罗马，激进与否，只是态度和方法的区别，目的是一样的。
   
   知识分子始终站在自由的一边，只知道追求真理。主要看他表达的是什么，怎么表达尚在其次。如果拐弯抹角、小骂大帮忙地捧专制的臭脚，以愚民为主，你再博学再理性再温和再宽容，也不过是个知道分子和忽悠先生。
   
   记得，有人拿焦国标和某著名的帮闲时评家做比较。我说：请恕我不恭，焦国标冲凉冲掉的一根毛都比那个时评家的腰还粗。焦先生的一些文章，声色俱厉，哲理和粗话齐飞、诗歌与刀剑并举；如果看不到他内心的愤怒和无助，就无法体会他激愤的文字背后隐藏的深深的绝望与悲凉，以及那片未被烟火熏染的赤子情怀。
   
   原载《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