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被巡警打死引起各大媒体、论坛的热烈讨论，从法律和人性的层面抽丝剥茧地予以分析，深刻、有力，令人动容。联想到前几天“武汉反扒志愿者打死小偷被免于起诉”的新闻遭遇的冷清，对比异常鲜明。死于非命的是一个大教授，人们震惊之余，迫切需要探寻真相，媒体自然要刨根问底，以满足广大读者的知情权。
   
   在网易新闻跟帖里，有个网友认为“别说是个小偷，就是江洋大盗，你也没有权利打死他----没有判他那是法律的悲哀”，顷刻间就被愤怒的口水淹没。认为小偷可恶，打死活该，支持法院判决和反扒志愿者的网友占了绝大多数，觉得对小偷处罚过轻的也不乏其人。
   
   媒体是跟着公众走的，但也有引领和提升民意的功用。表面上，小偷与教授都罪不致死，但人们下意识已经判定了地位卑下的小偷罪错在先，虽说不是死有余辜，但人们普遍认为法律上没有认定的失手打死即便是事实也情有可原；而能为社会做出很大贡献的教授就不一样了，他完全是无辜的，只要他没有危害警察或公众的人身安全，任何人都无权将他打死。

   
   一个“好人”被打死，社会很自然感觉受到了严重威胁---也正是在这里，人们的意识出现了重大转折，忽略了小偷与教授之死内在的逻辑关系：
   
   网友对小偷表达的义愤，欠缺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角度，忘了犯罪嫌疑人也是人，他们首先应该被当作是人来对待。以人为本是一个社会关于人最低生存条件的概念。最低生存条件指的是起码要满足哪些需要才能算做是“人”。一个社会把这个标准订得越低，把人也就看得越低。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能得到尊重，其他人的权利才能得到更好更有效的保障。
   
   《正派社会》的作者马格利特认为：是否感觉受到羞辱，是一种社会共识，即使在受羞辱者本人并不觉得遭到羞辱的时候，社会其他成员仍然可以有理由觉得受到羞辱。一个社会对羞辱的共识越强，它就越正派。贫困和极端的物质匮乏可以使某些贫困者感觉麻木，不在乎以自尊换取生存条件，但是社会其他成员仍有理由捍卫这些贫困者的自尊。
   
   已经出现一些因打死小偷而受到法律制裁的案例，但要形成真正的以人为本，无论是谁，都首先是独立、大写的人，都有不受侵犯的人格尊严和人身权利，享有人道待遇的社会共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在我们的脑海里对于人的看法还存在双重标准，还认识不到在法律面前，每个人都应当平等地受到保护，那么教授一类的悲剧就还会上演！
   
   《自由圣火》首发.原标题《教授之死启示录》

此文于2007年11月16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