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沙兔总是怀疑敌人会从洞口上冲进来将自己吃掉，每做一个窝，最少也要挖9个以上的出口供自己逃生。冬天一来，洞穴便成了刺骨的风道和沙漠中最冷的冰窖。大风天气，一夜之间，它便会被冻死在自己的窝里。上苍对天下的生灵是平等公正的，一直都在惩罚多疑的物种，无论你是哪一种生灵，过分的猜疑和恐惧只会使你过多地失去（参见《动物的多疑》）。
   
   大漠沙兔的悲剧对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均不无裨益：自上而下的恐惧心理，令统治者独尊儒术、施行科举，以愚民教化为主，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而洋洋自得；读书人十年寒窗图破壁，“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最大的牢骚不过是因无缘进入体制为皇上效忠，而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的呼吁，缺乏独立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和气节。
   
   试想，没有追求真理的勇气，怎么可能诞生科学和现代政治文明？

   历史原因，加上“引蛇出洞”的反右和登峰造极的文革，加剧了中国读书人对权力深层次的恐惧心理。这种恐惧的气氛自始皇帝焚书坑儒就笼罩在中国的上空，儒家终于从“君君臣臣”进化到了“君为臣纲”，强权即真理。在这种可怕的恐惧氛围里，读书人终于百炼成墙头草，在明清、北洋、民国、汪伪等不同政体都能如鱼得水。
   
   除了命运多舛的废帝溥仪，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末代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死于非命。天灾人祸一旦激化社会矛盾，愚民政策最大的负面效应即开始显现。中国每次农民大起义无不是到了“易子相食”，根本活不下去的地步。周而复始，不停地陷入更换奴隶主的内乱，唯一延续下来的就是愚民政策。西方的炮火终于敲开了一味鱼肉臣民的晚清的国门，儒家培养出的吴三桂、曾国藩、李鸿章一类的人物，屠杀同胞是一流高手，遇到“膝盖不会弯曲”的洋人可就不中用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群众，尤其是革命群众，是一个令大陆知识分子垂涎三尺的名词。有了“群众”这件天然正确、光明磊落的政治外套，至少意味着拥有免于被打倒的恐惧，和怎样打倒别人的思量。反右的疯狂为文革清除了来自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华---知识分子----的反对声，群众分辨不清毛泽东是为了权力斗争，还是真的要他们去打倒当权派，但建国17年以来累积的不满，却似乎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渠道。文革将中国传统的愚民、反智主义和群众暴力发挥到了极致，国家的经济文化面临全面破产。
   
   群众的眼睛并不总是雪亮的。没有受过良好的人权、自由、民主教育和相关文化传统熏陶的群众，不可能有更高层次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需求，在很多情况下仅仅根据自身的衣食住行来做出判断。他们无法意识到精神上的需求得到保证，物质生活才能更好更有效地得到保证。
   
   从现代意义上来说，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已经属于珍稀动物：
   
   假左派伪装成群众的代言人，对过去特权的怀恋包裹了一层为民呐喊的外衣，试图用反腐败构建计划经济和集权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假右派更是以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名词，和反左就占据改革和道德制高点的傲慢，堂而皇之地为既得利益者充当吹鼓手，竭力将改革产生的弊端和不当得利道德化、合法化。假右派的真正用心不过是巴结权贵，“为富人说话”以期分得一些残茶剩饭。
   
   而“珍稀动物”们，既为穷人说话、又为穷人办事的贺卫方、刘军宁、沙叶新等人却没有足够的话语平台。这是多么可悲的现实。
   
   我一听那些弱智的爱国歌曲就要呕吐，“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且不说这些歌曲没把少数民族放在眼里，大汉族主义浓郁得让人反胃，都21世纪了，还在妄想靠皮肤和头发的颜色来形成国家、族群的认同和凝聚力，而不是靠不分地域、民族的公民社会，建立在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基础上的国家认同。
   
   无所谓绝望和希望，一个人活着理应对自由抱有坚强的信念。一想到中国终有一天也能象美国一样树立宪政的绝对权威，十几亿人爆发出巨大的创造力，我就颤抖不已。
   
   大漠沙兔最深刻的启示在于：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优秀的民族，对勇气这种美德的鼓励，不但应是文化的，还至少应是制度的。
   
   斗转星移，群众现在意味着沉默，精英成了“精乌龟”，以其优异表现成为网民嘲讽的对象。在这个庸俗得只知道歌舞升平、涂脂抹粉或犬儒盛行的时代，群众越来越成为“精乌龟”的挡箭牌和政治正确的摆设与道具。
   
   在缺少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渺小，但心智正常、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少来代表我，少拿我当群众。
   
   《自由圣火》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