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垂青史的大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从来都是站在自由一边，对权贵保持高度警惕，始终坚持自由、独立的思考和表达，这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是站在弱者一边，虽然他们不惮触犯众怒，那也是因为他们发出的声音或坚持独立的立场最终有利于沉默的大多数。
   
   9•11事件发生之后，在全美一片哀痛与同仇敌忾的气氛当中，苏珊•桑塔格甘冒天下之大不韪：
   
   “‘懦夫’这个字眼比较适合描绘那些从安全的高空远距离进行轰炸的人，不能用来形容那些愿意牺牲自己生命去杀人的人。勇气是个道德中性词，说他们什么都可以，但不能说他们没有勇气……”

   因为文化传统的关系，勇气在汉语里不是中性，而是褒义词。苏珊•桑塔格对美国政府的抨击是否公正不是我所关心的，值得注意的是她沉醉于自由的精神世界所释放出来的那种令男人也感到敬畏的强悍，这一点在另一个比她还要出名的伟大的女性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法拉奇直接上了战场，向忘恩负义的欧洲和整个世界宣布，她要至死和美军一起战斗，并且发表《愤怒与自豪》，向一切潜在的威胁自由的力量宣战！
   
   再顽固的歧视女性的人，面对这两位伟大的女性也将无话可说。
   
   对自由的坚定信念是大知识分子的力量源泉。二战之后，萨特一边赞美美国，一边毫不留情地揭开了它的疮疤：
   
   “一九四五年的美国，种族压迫显而易见，这片平等和自由的土地上生活着一千三百万贱民……他们自称是‘三等公民’，他们是黑人。在南方到处实行种族隔离制度。”
   
   同情弱者，始终站在自由的立场上发言，对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官方荣誉不屑一顾-----以左拉的“我控诉”为起点的法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在萨特那里得到了完美的继承和发扬光大。经历了纳粹的浩劫，犹太人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敏感到无人敢碰，又是萨特率先吹响了欧洲乃至全世界反种族主义歧视的号角：
   
   “只要犹太人享受不到他们的全部权利，没有一个法国人会得到自由；只要犹太人在法国乃至全世界还要为他们的性命担惊受怕，没有一个法国人会感到安全。”
   
   1952年，在一片黑色的冷战氛围中，针对法国警察当局认为“一个共党分子就是一个俄国大兵”， 萨特把满腔怒火都发泄在著名的檄文《共产党人与和平》里：
   
   “一个反共分子就是一条狗！”
   
   因此，他和痛恨斯大林主义的加谬决裂也就无可避免。两人之间的论战，可能是20世纪全世界思想文化界最引人注目的一次事件。从结果来看，加缪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和支持，萨特一旦把他的才华浪费到人身攻击上，活象一条不堪入目的“狂犬”，令人难以忍受。但是，萨特的价值在于他保持了自由、独立的立场，从不忌惮公众、特别是政府的反应，爱我所爱、恨我所恨，为了自由，义无反顾。
   
   1956年10月23日，数万名群众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发表民主宣言，高唱被禁止的匈牙利国歌。傍晚，布达佩斯市中心聚集了二十万人，斯大林的巨型铜像被推倒，只剩下基座上的一对靴子。前苏联迅速发动大批坦克及六万名士兵开始入侵-----
   
   要说知识分子里的急先锋和霹雳火，非萨特莫属。和四年前一样，他的“狂犬”症再度发作，且更为猛烈、迅疾：
   
   “我百分之百地、毫无保留地谴责苏联侵略(匈牙利)。我重申苏联人民没有责任，是苏联政府犯下了罪行。在我，此种罪行不仅仅是用坦克袭击布达佩斯，而且是十二年的恐怖和愚蠢所造成的。我声明，与目前仍领导法国共产党的人士，现在不可能，将来永远不可能再恢复联系。他们的每句话语、他们的每个行为都是三十年谎言和僵化的结果。”
   
   1968年8月，前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用坦克镇压“布拉格之春”，萨特当即发表声明：
   
   “我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侵略，按国际法可称之为一种战争罪行。”
   
   即便萨特这样顶尖聪明的思想文化巨子，亦有许多性格上的缺点，犯下了无数的错误，但是，他的道德勇气和对自由的坚定信仰，为他生前死后在法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不愧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站在自由一边，就必然意味着和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一身傲骨，从来是知识分子的主旋律-----
   
   在中国大陆庸俗的名人学者和知道分子们会师，为倡导儒家文化（建议孔教定位国教的大有人在）举行大合唱的时候，每每出现一个严重不和谐的音符-----袁伟时先生，他不但坚决反对盲目复古，还利用各种场合、一切资源鼓吹个人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是不容侵犯的普世价值，一篇《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直接引发《中青•冰点》风暴。2007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喻权域先生，针对某些学者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歪曲历史，建议全国人大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
   
   袁伟时先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认为喻权域的建议不过是“一个笑料而已-----通过立法来限制言论，这在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反动措施。”袁先生1950年代入读中山大学，梁宗岱和董每戡两位先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4年蒋介石三次派人召见梁宗岱，“最后一次由留德同学徐道麟坐蒋介石的高级轿车到复旦来接，均被梁宗岱以各种托词一一谢绝。”
   
   有人正在墙上写巨型标语：“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
   
   梁先生对在场的人说：“‘所以’两字不必要，删去更简洁一些。”那个年代毛泽东的语录都敢改！
   
   1957年，董每戡先生写了首诗：
   
   “书生自有嶙嶒骨，最重交情最厌官。”
   
   “越说越来劲，共产党员有两副面孔之类的话一一见诸报端，转眼之间就掉进深不可测的陷阱。”对这些老师的悲惨遭遇，袁伟时先生非常痛心：
   
   “在劫难逃！扣问历史，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为何那么疯狂？为什么把人权、法治国家、宪政、个人自由视同洪水猛兽，直到上一世纪90年代才羞羞答答、半真半假把它们请回来？归根到底是群体愚昧，建构了愚昧的体制！治愈愚识破这些疯狂和愚昧需要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和一切文化、所有民族共同的美德——正直。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这些智识和美德当然的载体。”（见《老师的风骨与悲剧的诞生》）。
   
   从晚清开始，中国就开始讨论“中体西用”、“中私西公”，到现在也没讨论出个名堂，不如搁置论争，把时间与精力都放到普及人权、民主教育和基本的民主手段的训练上来，从树立人们都认可的普世价值观入手。在社会转型期，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我在《站起来，中国人》一文里写道：
   
   只有对人权、自由、民主、宪政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成为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流淌在血管里的坚定信念，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才会成为可能。
   
   胡适告诉青年人：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潘恩曾言“爱国就是让祖国免受政府的伤害”，至今震聋发聩。自由平等的国家需要更多的站在自由一边的知识分子。
   
   原载《民主论坛》

此文于2007年10月20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