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对水浒、三国一类的传奇故事非常着迷，不求甚解的海量阅读对提高写作水平确实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功效。10岁那年看司汤达的《法娜娜•法尼尼》，那种我的眼中只有你、浪漫而惨烈的革命家的爱情，令小毛孩的我也不禁心帜摇曳、拍案而起：“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12岁发表了一篇作文，得到平生第一笔稿费，顿时信心大增，一直在写在发。按这个速度，30岁怎么也能达到顶峰吧。心高气傲，目中无人。
   
   15岁那年，在旧书摊上买了一本名为《外国文学》的杂志，看到石灵先生翻译的马尔克斯《没人给上校写信》（如今流行的译名《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太过累赘），对我的文学野心是个沉重的打击。传说中的“豹尾”不经意间就出现了（大意）：

   
   “我们吃什么？”吃什么呢？上校的回答显然无法令快要被贫困压垮的妻子满意，他必须面对相濡以沫的妻子苦苦的逼问。斗鸡比赛？“可是在这之前我们吃什么？！”为了那只斗鸡----它既是和死去的儿子的情感纽带，也是上校除了信以外最现实的寄托----感觉上校当年命令发起冲锋的时候，也没有如此坚定、沉着：
   
   “吃狗屎。”
   
   “吃狗屎”。这么多年过去了，小说具体的文字描写已记不大清楚，惟独掷地有声的“吃狗屎”让我没齿难忘。
   
   山一样坚韧、勇于面对一切困境的力量。男人。窘迫和最后的尊严。老弱不堪的上校被逼到了悬崖边上，可他的信念----啊，真的是“信”念----还在血管里哗哗作响。一切都是那么平淡，水到渠成。
   
   阴霾的天空、俗不可耐的人群、该死的穷困潦倒的生活、往昔的光荣和骄傲、永远都在等待的信件：拉丁美洲的忧伤和孤独就这样穿越时空栩栩如生地来到了我的面前----
   
   怎么可能写得这么好？！
   
   我忽然感到一阵巨大的空虚，如同一个立志要写出伟大的五言诗歌的人，猝不及防被一句平平淡淡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击倒在地。只有平凡得每个人都能遭遇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才有那么自然地（你当然可以感觉到诗人视线的移动）“举头望明月”，过渡到“低头思故乡”，才能千古传诵。
   
   最强悍、最能打动人心的文字大都波澜不惊，不必剑拔弩张，洞穿已过七扎。天才能够捕捉住人类稍纵即逝的灵光乍现，以最恰当的方式和妙到巅毫的文字，完美地予以呈现，让不同时空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进入作者虚构的情境之中。
   
   顶峰，要看你怎么定位：是家门口那座小山包的顶峰，还是珠穆拉玛。
   
   后来又看过几次不同版本的《没人给上校写信》，译笔都不如石灵先生。文字组合是如此奇妙，哪怕稍有变化，意思还是那个意思，当然不可能会有人给上校写信。但是，语感、节奏和小说整体内在蕴涵的那种气势都变了。“场”变了。地方大致还是那个地方，熟悉的感觉却再也找不回来。
   
   更大的打击来自加缪-----这个思想大师年仅26岁就写出了足以令他名垂不朽的《局外人》。我最初看到的译本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一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专辑里，译者好象是柳鸣九先生（郭宏安？），之后看了好几个版本的《局外人》，译笔都不如他。并非初次印象深刻，而是现在的文化环境使然。出版社为了加快速度、多快好省，往往找几个水平参差不齐的译者同时开工、限期交货，质量可想而知。老一辈翻译家本身文学修养就很高，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和那种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态度，都远非时下的浮躁可比。
   
   《局外人》第一页有句话，郭宏安译成“我乘两点钟的公共汽车，下午到，还赶得上守灵，明天晚上就能回来”；而孟安则是“乘两点钟开的长途汽车，当天下午就可以到，这样，我还来得及守灵，明天晚上就可以赶回来”。
   
   陆建华认为郭宏安先生的译文好：从“赶得上”和“来得及”的细微区别，可以看出主人公对于母亲的葬礼十分淡漠，而“公共汽车”和“长途汽车”的区别在于，前者淡化了旅途劳累，后者突出了主人公的麻木和机械，更加丰富了人物形象。
   
   两相比较，从技术上来说，恐怕让加缪本人也难以取舍。陆建华固然见解不俗，但孟安先生“明天晚上就可以赶回来”的“赶”字，可谓画龙点睛，人物急于回到原来生活轨道的心态表露无遗，整个句子的语感似乎也更为自然、从容。
   
   马原说《局外人》：“加缪写得冷静至极，从始至终不显露出一点激动情绪。语言丝毫不露声色，始终都是绝对的冷静与克制，简直密不透风。”
   
   陆建华和马原的解读染上了一种在中国大陆非常流行的“局外人”综合症，即只注重作者在写作技术上，用惊人的冷静制造出来的那种“疏离”感：从较早的认为《局外人》表现了资本主义对人性的摧残，到马原宣称他发现了加繆的秘密，即加缪对自身的冷漠，都无不如此。马原认为死于车祸的加缪，如果就是《局外人》里的那个“我”，一定会觉得车祸无足轻重。他甚至觉得海明威是在和这个世界硬碰硬，而加缪则放弃了一切抵抗。
   
   如果说加缪是通过行动和他伟大的哲学思想，以及优秀的小说来反抗这个荒谬、荒诞的世界，那么，大陆读者对《局外人》的大面积误读则是两种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出现的更大的荒诞。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另外一个甚至比加缪还出名的思想大师萨特急剧左倾，大喊“反共产主义者是条狗”的时候，出身贫寒、对独裁统治深恶痛绝的加缪认为斯大林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必须无情地斗争、打倒。性情忧郁的加缪面对自由的敌人，冒着与欧洲文化重镇萨特翻脸的风险，发表了猛烈抨击法国大革命和斯大林主义，最终导致他和萨特恩断义绝的《反抗者》。
   
   回头体味《局外人》，当年灵魂深处的震撼依然存在：26岁？高山仰止。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也早已明白，哪怕自己头悬梁、锥刺骨，到62岁也不可能写出这么伟大的作品。
   
   《局外人》用最古老最传统的小说形式，讲述了一个最现代的故事：人性在荒诞世界里的挣扎与反抗，别开生面。这个世界最荒诞的地方在于生活于荒诞和伪善之中的人们，面对一个善良、温和、通情达理、毫无攻击性的正当防卫或曰过失杀人者---“我”的时候，竟然觉得“我”在道德上犯下了不可思议、不可饶恕的罪行。在检察官向陪审团呼吁“我向你们要这个人的脑袋”、法官以大得吓人的法国人民的名义宣判“我”死刑之后，“我”还有什么话要说，“我”干脆拒绝做最后的辩护，为临终前喷礴而出的愤怒打下了伏笔。出人意表，又在情理之中。
   
   《局外人》里的“我”，最大的罪名其实是因为一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和一种没有被世俗污染的“纯真”品质。“我”不是不爱妈妈，“我”只是不善于撒谎和表白。“我”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也毫无人生计划可言，不喜欢说废话，性格内向、乐于助人，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在人海里溅不起一点浪花的小人物，就因为比别人活得更为真实，让社会感觉受到了威胁，被荒谬、可怕的司法和道德审判体系排出了局外。
   
   加缪悲愤地说：“《局外人》表明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
   
   就象彭宇一审败诉，不是因为他被证明确实撞倒了老人，而是因为他出于人类怜悯之心的本能行为，与社会“情理相悖”！法官根据荒谬、可怕的社会情理，把彭宇活生生地整成了“局外人”。
   
   罗兰•巴特认为《局外人》是战后第一部经典小说，是“出现在历史的环节上完美而富有意义的作品----表明了一种决裂，代表着一种新的情感，没有人对它持反对态度，所有的人都被它征服了，几乎爱恋上了它。《局外人》的出版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
   
   这种决裂，意味着以《红与黑》为代表的那种古典的直白的表达方式的终结。人们可以用更理性、更冷静的目光审视这个冰冷、荒谬的世界，观察和解剖人性。文学的另外一道大门，被《局外人》轻轻地推开了。
   
   加缪刻意制造冷漠的氛围，是为了对笔下的主人公倾注更多更深刻的同情。《局外人》字里行间的悲悯与愤怒，偶尔露出冰山一角的歇斯底里似的黑色幽默，通过一件件毫不起眼，却充满现场感和质感的凡人小事串联起来，成就了这部伟大的小说：生活在荒诞的世界，必须深刻认识到这种荒诞，要想挣脱荒诞获得自由，只能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反抗。就好象生活在耻辱里，却不知道羞耻的人们一样，要是永远不知道羞耻，自由就永远只是一个名词。
   
   文学自诞生以来，就在以各种方式赞美和解析人性。没有自由的精神和思想，文学不过是一匹发霉的裹尸布。人性的高贵和绝望在于对生命本身的悲剧意识的理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能与您共赴危难、并肩作战是何等荣幸！从林冲雪夜上梁山的决绝到黛玉葬花的感同身受，从“阿喀琉斯的愤怒”到法娜娜•法尼尼的痴情和愚蠢，从斯巴达克思到局外人，人们都在不停地追问在这个荒诞而坚硬的世界，什么才是幸福和自由，怎样才能获得自由和解放。
   
   自由，即便无法完全获得，但却可以在深入的思考和行动中无限地逼近，让生命放射出宇宙间最瑰丽的光芒----
   
   为了自由，人类献出了无数宝贵的生命，留下了无数珍贵的传奇。与自由同在的文学，以一种特殊的形式为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加冕，自由也把它最柔软的一枚勋章授予了文学：人类自由的天性存在一天，这枚勋章就永不会褪色。
   
   《自由圣火》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