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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跟我谈爱国
大陆有一个特殊的群体：粪青，概由愤青退化而来，是对进化论的绝妙讽刺。在我看来，什么人才配得上愤青这个高贵的字眼呢？杨小凯得算一个，遇罗克当然也算一个，还有鲁迅、格瓦拉——这些愤青已然是传说中的英雄：有智慧有热血有担当。美国最出名的愤青都是激烈得比孔庆东还左的大学教授，从对外战争到国内政策，几乎批判美国政府的一切行为，管你政府说什么，先反对再说，对资本主义的弊端更是开足火力。
中国呢？到处都是鼓吹复古的庸俗学者、反美的无脑粪青。
一个民族的自豪感和族群认同，不是什么奥运会、大飞机和风能进雨能进的宽大的衣服，更不是宣扬人治、强调等级的儒家学说，而是人民对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理解和认同，以及具体的自由和幸福的程度究竟如何。
要说强大，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横扫欧亚，但人民幸福吗？这种强大和老百姓有什么关系？不过是换了个奴隶主。
且看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愚弄的粪青是一种什么样的物种：反日反美的口号喊得惊天动地，有个出国工作或学习的机会跑得比兔子还快；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苦难无动于衷，却可以因为一个海外的三八垃圾节目（孟广美）出离愤怒；政府部门那么多日本车，他们选择性失明，却前赴后继围攻一个开日本车的中国小姑娘！这些受过教育的弱者，不能不让我想起野蛮、残忍的义和团大师兄，一有合适的环境就会陷入因愚昧而产生的疯狂。狭隘的民族主义从来就是一柄双刃剑，刺倒敌人的同时，受害最大的还是自己。
陈独秀说得好：“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
伊拉克战争是人权高于主权的绝佳演绎——大陆粪青却高唱气节、责任、爱国。人道主义援助被侵吞、贪污、克扣，饭吃不饱，裤子是借的，想骂娘有枪毙的危险，老婆是萨达姆的，闺女是他儿子的，不幸的还拴个大马猴观看，以提高强奸的兴趣——知不知道伊拉克小孩从哪里才能“看到”我们平常吃的鸡？动物园！知不知道萨达姆家族及特权阶层过的什么日子？你爱的什么国？是父老乡亲，还是冷酷无情地榨干他们血肉的暴力机器？
你跟伊拉克人谈爱国？帮助或默许美英解放军推翻萨达姆暴政就是最大的爱国。你尽管跟以前黄河边上的中国农民谈爱国：哎，乡亲们哪，我们是国军国军！汤恩伯汤总的部队，你们为什么帮鬼子缴我们的枪啊？这不是汉奸吗？嘿嘿，为什么，因为你们比小日本还坏啊。李宗仁回忆河南当时有首著名的民谣：“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
1943年3月，美军第100独立步兵营（全部是日裔士兵）踏上北非土地为自由而战——在整个二战期间，美国陆军部在太平洋战线上的四大情报机构：盟军情报翻译分析部、太平洋联合情报中心、太平洋军事情报研究部和东南亚翻译审讯中心都出现了日裔情报员的身影：1200名日裔情报员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无可替代的贡献（见《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对于当时的日本青年来说，最大的爱国行为就是加入盟军狠狠打击法西斯，而不是接受洗脑后为虎作伥，热血沸腾地参加大日本皇军。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把真实、独立的个人抛入人民群众的大海和国家的天下，和“为人民服务一样”害人，是传统文化对国人灵魂的摧残。为人民服务，谁是人民？大陆现在公务员考试比高考竞争还激烈，搞了半天，大家都想去当仆人，这就是为人民服务。国外市长去卖菜或在夜总会看大门以贴补家用，在我们看来是天方夜谭。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匹夫兴亡，天下有责吗？梁启超说中国“无公法、私法之别。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而无义务；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而无权利。”封建王朝的周期性更迭，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机制的缺失。文明社会，权利、义务都是对等和平行的，国家还要向个人倾斜，因为谁都有可能成为“匹夫”，保障所谓的少数派的权利就是保障你自己的权利。酱缸文化强调“刑不上大夫”只保障特权阶层，与老百姓无关。
中国人小的时候服从家长，是否听话是一个小孩好坏的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大一点，不但要听家长的话，还得听老师的话，严重缺乏独立思考的训练和怀疑、批判精神的养成，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奴化教育。好不容易踏入社会，国家的概念来了，锅里有，碗里才有，舍小家，顾大家。归根结底，还是腐朽的酱缸文化在作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一种最下流的唯权利马首是瞻的文化，彻底抹杀个性和人的尊严，阿谀奉承、拍马屁、见风使舵已融入国人的血液。
集体是什么？难道不是活生生的个人组成的吗？一味强调集体的结果，是既没有集体，也没有个人。满清靠血腥镇压来对付汉族的反抗，可他们毕竟只有20万部队，为什么能够取得天下，还统治了300多年？因为虚伪的儒家文化教育了一大批虚伪的高级知识分子，去投靠、帮助满人。屠城之后，汉人（不乏所谓的精英）向多铎表示臣服的帖子如雪花飞舞不计其数，人家都不好意思看。这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儒家奴才教育下的知识分子见到权利就磕头，在明朝是大官，到满清也当大官，在伪满和汪伪一样当大官。因为儒家的核心就是婊子文化，只为权利服务，毫无人权、人性，和真正意义上的为人民服务。
儒家从来就没有为了民众、自由、科学而向强权发难的思想冲动，向来是有奶就是娘，毫无坚持与定力，谁上台都可以用．满清也用，一用又是３００年。甚至日本人来了也用，以汉奸对付中国人。儒家最推崇的报国其实是报君：学得文武艺，卖于帝王家。毫无人性可言。不管是非曲直，皇帝让你打东你就打东，让你镇压你就得镇压，让你批判你就批判，让你自杀你就自杀。唯权利马首是瞻。
还有那些报君无门的酸儒，如屈原，写了那么多美丽的汉语言文字，归根结底就是皇帝老儿啊，明明白白我的心，最爱你的人是我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啊？可惜热脸贴上了楚怀王的冷屁股！可耻可悲！儒家已经把中国的知识分子教育得完全丧失了人性——所谓正义，完全以皇帝个人意志为转移；最高道德，就是服从----君为臣纲！君叫臣死，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死？科学、理性的思维，什么时候才能降临神州大地？
施蛰存云：“匹夫既不能兴国，也不会亡国。天下兴亡，对匹夫来说，只是换一个奴隶主罢了。然而竟有许多匹夫，吵吵嚷嚷，要干预天下兴亡，自以为天下兴亡，少不了他们。结果是天下既不兴，也不亡，而匹夫们却死的死，逃的逃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有在“匹夫兴亡、天下有责”的情况下才能够成立，难怪胡适忠告青年朋友：“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二战，汉奸数量之多、地位之高，更是冠绝全球----还美其名曰曲线救国，近来甚至看到为汪精卫和3姓家奴屎壳郎大将军翻案的文章，后者竟然上了中央电视。为了皮薄眼浅的一点现实利益，就可以颠倒黑白吗？
有人说：“孔子哭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中国与西方在历史与文化精神上有太多的不同，现在却拼命地在往同一条路上挤，致使中国文化传统，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已学绝道丧、奄奄一息。”
好一个“学绝道丧”！发端于孔子的儒教，是一种从根本上泯灭人性，抹杀人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的精神邪教，肆虐华夏大地2000年，导致近代中国科学文化全面落后，被列强打得屁滚尿流，丧权辱国的条约层出不穷，国人愚弱不堪竟有 “东亚病夫”之称。
即便在侮弄历史的大陆编导们津津乐道的什么开元、康乾盛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和“易子相食”亦属社会常态。专制独裁横征暴敛激发的民变以及增添的累累白骨自是罄竹难书，皇家惨绝人寰的骨肉相残和乱伦之类的丑剧与悲剧更是永不落幕的大戏。“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种该死的传统与历史早该学绝道丧、寿终正寝！
儒家文化（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下）自有其学术价值，但丧心病狂的新儒家居然要把它上升到国教的地步，并号召尊孔读经，这不是要让国人吃二遍苦，遭二遍罪吗？一个连自己都不爱、都不知道该怎么爱的人，还能奢望他去爱国？爱空气好了。
还记得几年前李逃发表的《慌乱》：“我怎么才能坐的塌实/我心里揣着危险的种子/我可以点燃一根香烟/也可以点燃一座房子。”编辑认为这首诗将一个16岁女孩的迷惘冲动表现得淋漓尽致。
也许，在希望与绝望之间，迷茫与困惑并不为一个少女所独有，但我仍愿意告诉李逃：吸烟有害健康，点燃那座塞满无耻、狭隘与怯懦的房子吧，让自由民主的理性之火照亮我们的世界。
----《观察》首发
附:1. 亡国真的那么可怕吗？
作者：中国愤青
亡国要看亡谁的国？所谓的“国”本就是皇帝的“家”，百姓只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奴隶而已。“国”亡了，对百姓来说，无非是换个主人，他们有什么理由要为暴虐的旧主人去与未来的新主子拼命呢？
你史可法“食君之禄”拿人钱财替人拼命是应该的，但不能要求别人与你一起拼命.因此，在“私人国家”（就是国家属于私人的），官员也许有义务保国，百姓是绝无义务的。亡国不亡国根本无所谓，换句话说，别人的大宅子是不是易手，与你何干？拼命保下这“国”，好让君继续暴虐自己，这不是脑子有病吗？
就以史可法为例，早在清军攻打扬州前，明军早就在扬州城外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对百姓来说，这个“国”要来何用？再说，史可法们努力事实是失败了，大明王朝灭亡，大清王朝建立。也就是说，事实证明亡国并不可怕，也许百姓生活的更好。至少，我不能想像我还生活在明朝。
那么，是不是国家都是不需要保卫的呢？否。这要看国家的性质，如果国家是属于全体国民的，那么国民就有责任保卫自己的国家。请注意是“自己的国家”。就好比强盗冲进你家门，你进行的任何抵抗都是合法的。
那么，是不是只要是私人的国家，百姓都没有必要抵抗呢？非也。当你无法避免生活在私人国家里，对外来的入侵者，也就是要取代你现在的主子者，还要看看哪个主子更好。就好比虽然都是私人企业，但老板并不都是相同的，有的残暴有的平和。
从保卫皇帝私产的角度，文天祥与史可法没有性质上的不同，但从人权的保护看，文天祥比史可法要高，说文天祥是英雄，我本人是没有意见的。为什么这么说？相比于文天祥所在宋，元帝国暴虐要得多。屠城抢掠对元帝国来说是家常便饭，并且在取代了宋帝国之后，将人民分成三六九等，对人权的践踏无以复加。
清兵大举南下，攻陷城池无数，并未出现屠城这等惨事，其行为比起明军来不知要良善几倍。攻击扬州前，清将多铎致书史可法：“若好让城，不戮一人。”但史可法一意孤行，在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情况下，拼死抵抗，以至城破后，残酷的多铎下令屠城10日之久，几十万扬州民众被残杀。杀人者多铎固然是首恶，而史可法为了皇帝的私产，不顾及百姓的生命，难道是值得鼓励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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