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反向洗脑，即不分青红皂白地彻底否定过去肯定的一切----
   
   朱学勤的大作《鲁迅的思想短板 》（以下引用的朱语均见此文），可谓惊世骇俗：“鲁迅精神不死，能够活到今天的遗产只有一项：对当权势力的不合作。胡适晚年曾回顾五四之后分手的两位同道，说他们倘若活得足够长，一定会殊途同归。说陈独秀的那一句很对，说鲁迅的那一句则靠不住。即使鲁迅与胡适齐寿，能证明“是我们的人吗”？这句话对一半，错一半。对的这一半，对应鲁迅这一份精神遗产。错的那一半，正好与当今“鲁学界”所回避者重合，大多可商可议，甚至是可歌可泣——”
   
   一个历史人文学者说这么无知的话令人吃惊．鲁迅留下的灿烂的文学篇章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犀利的批判，是迄今中国文学、思想都未能逾越的高峰，这是后人的悲哀，亦是先生的伟大----这一切，朱学勤轻飘飘的一项“对当权势力的不合作”就能涵盖、抹杀和否定吗？柏杨在海内外影响巨大的“酱缸文化论”即脱胎于鲁迅先生的“染缸文化论”：“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热风·随感录四十三》），“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花边文学·偶感》）。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散文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的杰出贡献就更不消细说。

   
   朱学勤的无知每每令人惊叹，例如：“毛称鲁迅的骨头最硬，谢泳发问：为什么最硬的骨头会成为打人的棍子？辩护者说，这是鲁迅身后事，与鲁迅无关。若果我是谢泳，一定追着问：胡适未见得“软”，陈独秀则更“硬”，同样也有一个“身后”，为何他们没成为、也不可能成为打人之“棍”？”
   
   胡适去了台湾，陈独秀被开除出党，这两位大师“身后”都是上世纪8、90年代才开始在大陆得到较为公允、正面的介绍与评价，想被人当“棍子”亦无可能。和无耻攻击鲁迅先生的朱大可一样，朱学勤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朱学勤无视当时的历史条件与格局，一再声讨鲁迅思想的短板：“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虽然不乏消极因素，但它对中国和世界的巨大影响及其进步意义完全应该得到肯定：
   
   新文化运动期间，无政府主义作为激进主义的核心得以广泛转播，北大教师中的三个团体之一即为无政府主义组织，与“《新青年》派”和“保守派”并列。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钱玄同、倡导过“新村运动”的周作人，都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重要参与者、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匡互生，即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作为思想的深远存在，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独立的批判视角。对于当时僵化的现实秩序，无政府主义也提供了一种清洗腐化思想、输入新鲜空气的途径”，“无政府主义是现代民主思想的产物和源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如工读计划培养了革命的许多重要领导力量，工农联合、农村公社成为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设计来源。”（见《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特点 》）.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尽管终未免破灭之命运，但其在中国思想文化近现代化过程中，在中国人民探寻真理、追求理想社会的目标的过程中，还是发挥了多方面的积极作用的。完全无视这一点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绝不可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中的章太炎、蔡元培、廖仲恺等都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一定影响，张继、吴稚晕、张静江等更是无政府主义者中的骨干。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彭湃、恽代英等也都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一定影响。据统计，中国共产党“一大”时期，全国50多位党员中有22人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无政府思潮的影响。(见《论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 》) .
   
   鲁迅受过各种思潮的影响，无政府主义不但不是鲁迅先生思想的短板，甚至是促使他成为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的重要原因，是鲁迅思想的“长版”。由于对同志阵营的失望，鲁迅对冯雪峰（中共左联负责人）笑言：“你们胜利了，我第一个逃跑。”
   
   鲁迅对于“染缸文化”的巨大能量有着清醒的认识，也因此才认定彻底砸烂“染缸”之前，胡适所倡导的西式民主在中国无从得到切实的贯彻，必将扭曲、变形，这也是鲁迅先生身后，胡适沉痛地地说出“鲁迅是我们的人”的来由， 朱学勤怎么会发出“即使鲁迅与胡适齐寿，能证明“是我们的人吗””的疑问呢？
   
   在《鲁迅的思想短板》的最后，朱学勤甚至把鲁迅的“国民性改造”与“希特勒之所以能上台，是得益于这一条思想脉络的，文化革命之所以能发生，也是得益于这一思想谱系。国家社会主义（简称纳粹）推行种族清洗，是有文化“理由”的：为净化国民性，不得不然”联系起来，他要不是无知，那真是无耻得无以复加了，真正体现出染缸文化的最大效应：嗅觉比猎犬还要灵敏，学了几个新词、一些术语，为了迎合“和谐”，便生搬硬套，什么脏水都敢往鲁迅身上泼。
   
   鲁迅所谓“国民性改造”以及著名的拿来主义，不过是要铲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请问朱教授：这与由政治斗争引发的文革以及要从肉体上消灭“劣等”民族的法西斯算得上是同一“思想谱系”吗？您如此信口雌黄，欲置鲁迅先生于何地？如果鲁迅这样的民族精魂都要任由这样的文字无耻地栽赃和陷害，那这个民族真的活该下贱和堕落，处于萌芽状态的新人文运动不过是纸上谈兵。
   
   亦忱云：“中国的犬儒们根本就不配谈论鲁迅。朱学勤及他们的粉丝们只会呻吟和呓语，怕死却不敢承认，无知却冒充有学问，没有思想只会在中西过往的思想家著作中寻章摘句。他们全是给鲁迅搽鞋都不够格的文化和思想侏儒，无一不是道德小人和精神阉夫。”
   
   我在《文化小丑朱大可 》里提到：朱大可的本家朱学勤，涂脂抹粉、美化历史的人奶喝多了，也十分仇恨鲁迅痛斥传统文化是一种吃人文化。两人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