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政治需要，被毛泽东活生生推上神坛的鲁迅先生，在新的历史时期，又被文化小丑王朔、李敖、葛红兵、朱大可之流，肆意曲解、谩骂和攻击。想起一句老话：捧胡适多系伪君子，骂鲁迅必是真小人。
   
   鲁迅不是不能批评，甚至鲁迅更需要批评。这是一个悲哀的时代，面对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和中医的阴魂不散，尤其需要鲁迅这样的大爱大恨、一针见血来警醒国人。可是非但没有，有的净是些上不了台面的对鲁迅的恶意诋毁。
   
   关于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鲁迅曾言：“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

   
   在朱大可《仇恨政治学初阶：“恨语”里的鞭子意象》一文里，这也成了攻击鲁迅的武器：“这个尖锐的意象最初是作者用来“鞭挞”他人的利器，而在晚年却演化成了受迫害的象征。1935年9月，过去一直高擎话语之鞭的鲁迅本人，竟然也有了遭人鞭打的疼痛感。他致信胡风，将“左联”领导人喻为“在背后用鞭子打我”的“工头”。从鞭人到受鞭，这个戏剧性的突变，令鲁迅与鞭子的关系变得完整起来，而鲁迅的话语，则在更广泛的领域里鞭子般抽打着他的那些敌人。在鲁迅的仇敌名单中，既有高长虹这样的“道德败类”，也有胡适、施蛰存这样的温文尔雅的文人，更有梁实秋这样的激情青年。晚年鲁迅的话语鞭梢，指向了当时的大多数上海文坛名宿。而所有这些遭受鲁迅仇恨的人士，包括周扬本人，以后大都成为政治迫害运动的下场可悲的牺牲品。”
   
   朱大可对鲁迅先生的指控能成立吗？让我们看看那些所谓的鲁迅的“仇敌”是不是因为鲁迅成为“可悲的牺牲品”－－
   
   先说“狂飙社”的创始人高长虹,曾与鲁迅共同办刊，并被鲁迅称为新文化运动中“奔走最力”的作家和诗人．1954年春天，高长虹作为东北局的调派干部，入住东北局招待所（东北旅社前身）时，死于突发脑溢血（见《高长虹死因之谜被沈阳老人破解》）．
   
   最新的研究资料表明：高鲁冲突，高远东将其概括为“自由与权威的失衡”；钱理群“从高长虹与二周论争中看到的”是“几千年的以长者、尊者为本位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在他心理上的一种潜在的压力所致”，而且，“事实上，在整个论争过程中，高长虹与周氏兄弟都表现了追求思想自由、个性独立与尊严的高度自觉”，“他们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一致”；樊骏从另一个独特的角度，认为高长虹的怪僻和独异，“不能仅仅用他信奉过尼采哲学和无政府主义等思想上的原因解释，而是生理上的变异和病症”。而且他的“自我”的、至高无上的、绝对的独立性，也导致了他拒绝新的精神营养，造成终生的悲剧（见《以学术的态度求取历史的真实——高长虹研究的过去与现状》)。
   
   仇恨？为什么仇恨？朱大可的本家朱学勤，涂脂抹粉、美化历史的人奶喝多了，也十分仇恨鲁迅痛斥传统文化是一种吃人文化。两人有异曲同工之妙。鲁迅对来自同志阵营的欺骗和背叛，发出的失望的悲鸣，在文化小丑朱大可看来是“遭人鞭打的疼痛”，其无耻小人幸灾乐祸的嘴脸呼之欲出。
   
   鲁迅先生仙逝之后，胡适沉痛地说:“他(鲁迅先生)是我们的人。”这是一个读懂了鲁迅先生的人的哀悼，是对一个伟大的自由主义战友的敬礼。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观点之争，在朱大可笔下，都是“仇敌”间的“鞭打”，这个小丑还真的不怕那些逍遥天国的先贤打喷嚏。
   
   说到施蛰存和鲁迅的笔墨之争，徐中玉先生评论道：“一位从近处想，读点古书对青年写作有助，一位从远处想，提醒青年不要沉到古书中去，原都有善意在，并不复杂。”
   
   对此，施蛰存本人再清楚不过，从未在任何文章里对鲁迅稍涉不敬。鲁迅逝世后，虹口公园举行了一次悼念活动，施蛰存亲往参加，还向报界发表谈话，表达对鲁迅的崇敬之心。
   
   我在一篇短文里谈到：鲁迅先生的“个人生活是很富足的，单是花在买书上的银子就能让好多百万元户破产。可是，怎么样呢？还是愤怒啊。这是先生最可贵之处，这种境界，当然令同时代、甚至现在的许多人困惑。他是一面镜子，一个严重过界的运动员，他让论敌对自己的存在的价值产生了疑问。他们是不会原谅他的了--这就是先生的目的，一个都不宽恕。内忧外患，触目惊心，鲁迅的愤怒无法抑制啊。是的，鲁迅的愤怒在某种程度上没有使他取得更高的成就，但这也成就了鲁迅一颗高贵的心。他不能不愤怒，这是梁实秋之流做梦都达不到的境界。”
   
   鲁迅先生对国家民族那种深沉、滚烫的大爱,和终极的人文关怀，哪里是风花雪月的梁实秋辈所能理解和认同的呢？文化小丑朱大可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
   
   可见，朱大可所谓“所有这些遭受鲁迅仇恨的人士，包括周扬本人，以后大都成为政治迫害运动的下场可悲的牺牲品”纯属胡说八道、栽赃陷害。周杨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消多说。在文革浩劫中，那些与鲁迅毫无瓜葛，或伤残或上吊或投湖或亡命天涯的文艺界人士，难道也要鲁迅先生来买单吗？朱大可听没听说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现在提倡和谐社会，一些庸俗文人，朱大可、朱学勤一类，就开始借攻击鲁迅来迎合和谐。然而，和谐不是你们胯下的尿不湿，不是合污，不是和稀泥、表面上一团和气里面一团糟。理性、犀利的批判是促进和谐社会的必要手段，也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
   
   PS.王朔居然说鲁迅作为大师，只靠几篇杂文，有欺世盗名之嫌。他没看过《鲁迅全集》不要紧，不了解鲁迅对中国和世界文学的巨大贡献也无所谓，但他说话的语境，让我怀疑这个小混混是不是上菜市场挑大白菜来了，还论斤头？那就论斤头好了，祥林嫂的一声叹息、阿Q画个圆圈便远远超过这个混混几百万字母性拯救男性、无病呻吟的通俗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全部分量。
   
   李敖这个老顽童也来凑热闹，说鲁迅的文章除了愤怒还是愤怒.
   
   鲁迅许多文章散发的苦闷、彷徨、悲悯和绝望，真实地反应了一个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命运的焦灼和思考，以及对人性本身的深刻洞察，绝不是这一老一小两个哗众取宠的二流子所能体认的。这是鲁迅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