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在坛子里发言：
   
   “中国的民粹主义对底层的同情、怜悯和正义都是极为廉价的，不过是动动嘴而已。
   
   “仇恨作为动力，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群体，都是灾难！”

   
   我回复：
   
   “不同意刘晓波的意见。复仇从来是公平和正义的起点，法律就是对人类这种最原始的正义呼声的回应和调整。对独裁专制的切齿痛恨，是无数仁人志士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力量源泉。没有对专制最深刻的仇恨，哪里有对自由民主的极度渴望？
   
   “我们固然要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种族歧视以及借历史问题煽动仇恨情绪，但是，刘晓波将仇恨的负面效应绝对化和扩大化，却也未必妥当。”
   
   刘晓波更进一步指出：
   
   “历史提供了更多的经验证据恰恰表明：独裁者最善于以民粹主义为号召来煽动穷人暴力造反，而老毛所言的“好得很”的“痞子革命”的邪恶性和毁灭性，决不次于任何其他崇拜暴力的行为。
   
   “征诸于中国历史，有绵绵不绝的历代农民起义和水浒式造反；征诸于世界历史，仅举出二十世纪的纳粹德国的兴起和共产极权，足矣！这些邪恶的帝国皆以贫穷而弱势的群体为政权基础，并宣称代表着受剥削受压迫的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是这种穷人政权所制造的罪恶举世罕见。”
   
   刘晓波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全盘否定暴力革命，借用张鹤慈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卖股票的心情。事后诸葛亮。用今天的股值来评说当年卖股票的对错，应该是绝对正确，可惜毫无用处”。
   
   所谓反向洗脑：即否定过去肯定的一切，而不管事物本身的合理性与否。
   
   《农民起义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一文列举大量事实，以证明农民起义带给中国的无非是：
   
   “消灭人口，减轻了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压力；文明的 毁灭和劣化；专制思维越来越强化，促进专制统治更加周密严谨，制 度监狱更加牢不可破。总之，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 新建起来的牢狱，设计得就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农民们用鲜 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 驯化，是国民性格上进一步退化。从汉到清，这一规律至为明显。”
   
   这与刘晓波以及20年前的精英学者的观点如出一辙，即农民革命使中国封建社会这辆超稳定结构的破车陷入一种周期性的震荡和规律性的循环之中，似乎也不无道理，应证了哈耶克所谓：
   
   “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 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 大的悲剧吗？”
   
   不过，这些观点完全抹杀了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和正当性，乃至必然性。鲁迅先生痛斥的“吃人”，既是满口仁义道德的封建文化，更是血淋淋的社会现实：“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死者枕藉，臭气熏天”，“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
   
   中外无数次著名的大罢工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但迫使资本家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妥协，劳资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万物生长靠日，合理的制度安排靠争，馅饼自从发明出来就没从天上掉下来过。在通向自由、幸福的道路上，人类的每一个脚印都洒满了牺牲的血泪。
   
   国人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电影《芙蓉镇》发出“活下去，象狗一样地活下去”的呼吁。好，不要人格尊严不要自由安宁苟且偷生。可是，在横竖都是死的情况下，求生的本能令懦夫也会拼老命去杀开一条血路。兔子急了尚且咬人，何况是人呢？“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退无可退忍无可忍就毋须再忍！
   
   在专制社会，反抗暴政乃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的确是周期性震荡，但至少也能令庙堂之上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有所收敛。
   
   《彭德怀自述》：
   
   　　“……八岁时母死，父病，家贫如洗，即废学。伯祖父80开外，
   　　祖母年过70，三个弟弟无人照管，四弟半岁，母死后不到一月即
   　　饿死。家中无以为生，先卖山林树木，后典押荒土，最后留下不
   　　到三分地。家中一切用具，床板门户，一概卖光。几间茅草房亦
   　　作典押，留下两间栖身，晴天可遮太阳，下雨时室内外一样。铁
   　　锅漏水，用棉絮扎紧，才能烧水。衣着破烂不堪，严冬时节，人
   　　着棉衣鞋袜，我们兄弟还是赤足草鞋，身披蓑衣，和原始人同。
   
   　　“我满十岁时，一切生计全断。正月初一，邻近富豪家喜地连
   　　天，我家无粒米下锅，带着二弟，第一次去当叫花子。讨到油麻
   　　滩陈姓教书老先生家，他问我们是否招财童子，我说，是叫花
   　　子，我二弟（彭金华）即答是的，给了他半碗饭、一小片肉。我
   　　兄弟俩至黄昏才回家，还没有讨到两升米。我已经饿昏了，进门
   　　就倒在地上。我二弟说，哥哥今天一点东西都没有吃，祖母煮了
   　　一点青菜汤给我喝了。
   
   　　“正月初一日算过去了，初二日又怎样办呢！祖母说，‘我们四
   　　个人都出去讨米’。我立在门限上，我不愿去，讨米受人欺侮。
   　　祖母说，不去怎样办！昨天我要去，你又不同意，今天你又不
   　　去，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寒风凛冽，雪花横飘，她，年过70
   　　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我二弟还不到
   　　四岁），拄着棒子，一步一扭的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
   　　那样难过。
   
   　　“他们走远了，我拿着柴刀上山去砍柴，卖了十文钱，兑了一小
   　　包盐。砍柴时发现枯树兜上一大堆寒菌，捡回来煮了一锅，我和
   　　父亲、伯祖父先吃了一些。祖母他们黄昏才回来，讨了一袋饭，
   　　还有三升米。祖母把饭倒在菌汤内，叫伯祖、父亲和我吃。我不
   　　肯吃，祖母哭了，说：‘讨回来的饭，你又不吃，有吃大家活，
   　　没有吃的就死在一起吧！’
   
   　　“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今天还是这样。不写了！
   
   　　“在我的生活中，这样的伤心遭遇，何止几百次！”
   
   何止几百次！有如此惨痛的生活经历，彭德怀踏上革命之路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杨小凯1987年发表文章说他不主张革命，革命无益于民主化进程，而且成功的可能性等于零，因为交通和通讯的现代化可以短时间内集中大批军队。但他后来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某些修正：
   
   “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美国宪法明确指出：人民的权利是天赋的，而政府的权利是人民给的。所以美国人普遍认为：你要统治我们，就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要是你搞得不好，人民就可以革你的命。如美国的弹劾制度，就是人民表达革 命权利的一种方法。Olsen的书就有非常深奥的革命理论，认为一个稳定的秩序会使既得利益者寻租行为制度化，而革命和动乱却能打破制度化寻租。美国很多经济学家都很敬佩Olsen。他甚至把社会动乱看成一个国家兴盛的原因（见他的《国家兴衰论》）。他大概是西方的“多难兴邦”论者”。
   
   贺卫方说：
   
   “我们国家的法律里头规定的好东西太多了，比方说《宪法》里头我们有言论出版自由，受教育的权利，等等，各方面法律都天花乱坠。实际上，如果社会实际的力量对比，或者权力结构没有达到使得法律必须被政府官员或者强势群体所遵守的话，那么单纯的法律只能是口惠而实不至的具文而已。”
   
   当下的中国大陆，把宪法赋予的公民的权利一步步落实比什么都强。就拿反腐败来说，如果有独立媒体的存在，腐败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遏制。媒体力量无穷大，尼克松下台就是记者的功劳。
   
   不少人现在对政治冷淡，人微言轻，再怎么努力又改变得了什么呢？ 听听哈耶克是怎么说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信念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并不是某一党派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有着最重大意义的问题。”
   
   我觉得教育就是最大的政治，你不是老师、街头政治家、作家都没有关系，把自己的小孩教好也很了不起。你有能力做他最要好的朋友吗？他快乐或悲伤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会是你吗？树立他自由独立的人格，养成科学、理性的思考方法，功莫大焉。记得有个调查对比，具体数据忘了，说是中国孩子的偶像大多是体育、演艺或科学等方面的 明星，而美国孩子的偶像大多是自己的父母，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我们家教的失败。
   
   人不是为了做沉默的羔羊而生的。网友ＸＹＺ认为应该重温哈维尔的话：
   
   “如果生命不能被永远消灭，则历史同样也不能被完全阻止。在惯性和假象的深层底下，一条秘密的小河仍在慢慢流淌，缓慢而不为人注意的在侵蚀这深层：这可能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终有一天它会发生：那深层会开始断裂。”
   
   康德说：“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人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即使被压抑和蒙蔽也永不会平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由的本能令文明得以延续。

此文于2007年10月19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