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再一次证明：凡是亲共信共、跟共产党跑、为共产党卖命的，都没有好下场。这类例子俯拾皆是，不胜枚举。中国共产党之反骨负义、恩将仇报，贱视生命、杀人如麻，毁灭文化、戕害国家，真是中外古今第一。但反右运动那一套、文革那一套，在今天的中国仍然盛行，专制和独裁还笼罩在中国上空，谎言和恐惧仍盘踞中国人心头；所以要正本清源，要把共产党整人、害人、杀人的路线、思潮、体制，以及所犯下的罪行、所欠下的血债，都必须仔细、认真的清理、反思一番；这也许就是今天纪念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的目的所在斗。】

   主持并记录：武宜三参加者：铁流、李昌玉、俞梅荪、嘉宾几位时间：二OO七年二月一日地点：香港某酒店

   武宜三：首先欢迎诸位光临香港。今年是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我们趁此机会座谈一下，也算是小型研讨会吧。铁流先生，原来叫晓枫，是《成都日报》记者，成都“七君子”之一；李昌玉老师是山东大学附中老师，十六岁参军，投身革命；两位是当年的罹难者、幸存者。俞先生尊翁被打成右派后跳楼自杀；几位嘉宾的家族中都有人被打成右派，有的甚至不止一个。现在请铁流先生先讲。

   中共的残暴并不自反右派运动始

   铁流：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官方公布的右派分子是五十六万，现在大约还剩下一半；再过十年，可能就死得差不多了。四川所谓“七君子”，死了三个，还有四个；我算年轻的，也七十二岁了。我认为，必须抓紧反右五十周年的机会来反思反右问题，因为过了五十周年就没有六十周年了。

   中国一切的灾难都是始于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七年之前，中国多少还有一点民主、自由的空间。各民主党派还可以给共产党建言，知识分子还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一九五七年之后，所有言论都被封杀，中国进入了完全专制、独裁、黑暗、封建的状态，其专制、独裁、黑暗、封建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讲假话、吹牛拍马、出卖人格、出卖朋友，越演越烈，大跃进亩产十三万斤，一头猪一天长二十斤，一条苞谷可重二三十斤，一切假话都说得出来。 没有一九五七年，就没有大跃进、大炼钢铁，也就没有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四千多万人；没有一九五七年，就没有反右倾、四清运动，也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门事件。我写过《中国死于一九五七年》，指一九五七年是彻底走向独裁、彻底背叛在民主革命时期所作的承诺的分水岭。但是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仍未得到应有重视。现在对六四事件，大家都很重视，香港甚至全世界每一年都有纪念活动；但对一九五七年，却基本上被遗忘了。

   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最年轻的已七十一岁了，老的则八九十岁；其中很多人还心有余悸、不敢说话，把痛苦、灾难深深埋在心中；这些人中，大部份知识老化，不会上网，对外界不了解。现在懂上网的右派，据我所知只有十来人。流沙河，一九五七年因《草木篇》被打成右派分子，但直到今天还未为反右说一句话、写一篇文章；有的人怕影响孩子，因为他们的孩子还要靠共产党吃饭。

   在海外搞媒体的多是五十岁或以下的人，他们对文革、六四有认识，对反右认识就很有限。所以海外网站上，反右的题材就很少。

   武宜三：其实中共的残暴并不自反右派始，可以说自毛泽东上井冈山以后直至今天，中共始终都被一条谎言加暴力的恐怖路线所统治，杀AB团、苏区肃反、肃托、整风抢救、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哪一次运动不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但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作为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中国的最近五十年确实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现在大陆有一种说法：六十岁的不知道反右，五十岁的不知道文革，四十岁的不知道华国锋，三十岁的不知道“四五”，二十岁的不知道“六四”。历史正被肆意篡改、歪曲、抹煞、掩盖……

   铁流：我是童工出身，十五岁出来打工。本来是共产党的依靠力量，可是共产党也不放过我，因为一篇所谓干预生活的文章《给团省委的一封信》，把我打成右派分子。当年三个人写了所谓干预生活的文章，我、王蒙和刘宾雁；这三个人都是共青团系统的大右派。《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共共八千八百字，被关押了二十三年，相当于一个字关一天半。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还差一点被杀掉。发生在我身边血淋淋的事件太多了。一九六二年，我所在的“四一五”筑路支队，是四川省公安厅的劳改队，一万多名右派集中在一起修铁路。“四一五”筑路支队从一九五八年成立到文革时期解散时，死于公伤、饥饿，被打死、枪毙的，逃跑的，占了一半。

   中国共产党杀了多少忠诚党员和真正爱国者？

   当时有个“马列主义联盟”反革命集团案，我是涉案人之一；周居正、杨应森被枪毙。周居正是一九四五年的中共地下党，一九四七年他领导重庆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大游行，被国民政府抓捕，关在重庆渣子洞；他在狱中坚持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和关在一起的难友罗广斌等人绣红旗迎接“解放”，红布是罗广斌的被面。十一月二十七日，他们怀疑国民党会血洗渣滓洞，便组织越狱，他在枪林弹雨中还身背一个四岁小孩，这小孩叫郭德斌，后来后来在天津当了工程师。周居正没有死在国民党枪下，倒让共产党自己把他杀了。

   他不过给党委提过几条意见，被打成右派；接着开除党籍、公职，送劳动教飬。在劳改队里因对饥饿、劳累表示过不满，加上当时苏联共产党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肯定了南斯拉夫马列主义联盟，有人跟着说了句，我们也要有马列主义联盟，被原南充市公安处法医、右派分子姚某所告发；四川省公安厅突然在筑路支队宣布戒严，一举抓了二百多人，用逼供信的办法，一个咬一个，咬出了六十九个，并定周居正为反革命集团首犯。

   周居正临刑时，监刑官问他还有什么话留下来？周居正说：“告诉我家里人，要相信党，一定要跟党走。”从周居正临死的遗言看，他何曾反党？然而，周居正被枪毙后，他两个儿子备受岐视、侮辱，无法存活，一个以镰刀割喉、一个跳了嘉陵江，都死了。

   武宜三：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子。中国共产党也不知道杀了多少忠诚党员和真正爱国者，欠了中国人多少血债！

   铁流：重庆渣子洞还保留有“志士周居正”五个字，《红岩英烈》中也有他的姓名，但是他被杀掉了，以反革命的罪名死在他拚死为之奋斗的政权的枪口下。几十年了，直至今天，也没给他平反。

   杨应森当过志愿军，是解放军泸州步兵学校教官，因议论“军队国家化”被打成右派，因“马列主义联盟”反革命集团案，一九六四年三月被枪杀。我和他关在一起三个月，临刑那天，因为手反铐着，让我把他洗得发白的军帽帮他戴上，他说：“晓枫，我要走了，你要保重。”慷慨捐躯易，从容就义难；然而，杨应森都做到了。(铁流先生讲到这里，哽咽流泪，仍难抑悲痛之情)

   五十多万右派分子可以说是中国的民主精英，是思想解放的先驱。这些人就这样被摧残、被虐杀。但当局仍不承认反右是错误、是罪恶，只说是“扩大化”；所以，不彻底清算反右派运动，就不能动摇共产党的独裁本性，“中国走向民主、自由”就没有希望。

   嘉宾甲：我同意铁流先生意见，我在媒体上写文章也阐明这个观念：一九五七年这场运动不仅是几十万右派分子和他们家属的灾难，也是我们民族的灾难；而且是不可估量的灾难。这场运动是其后一切罪恶的根源，它造成了知识分子的整体失言；以致对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干了那么多指鹿为马的荒唐事，没有人敢出来说话。知识分子，有些还是大科学家、大文豪，也在助纣为虐，钱学森居然胡说八道：只要充分吸收太阳能，亩产就能达到几万、几十万斤。郭沫若、巴金都是“大跃进”吹鼓手。因为说真话没有好下场，只好说假话。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大征过头粮通行无阻，于是饿死了几千万人。

   彭德怀良心未泯，说了几句实话，又引发了反右倾运动，抓了三百八十万右倾分子。刘少奇本是支持“大跃进”的，但对于饿死几千万人，他也不得不在七千人大会上承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然而，刘少奇的这句话为他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中共对右派分子的群体灭绝

   李昌玉：对右派的惩罚，大概不少于一半的人送去劳动教养，这是非常残酷的惩罚。各省的省级机关、高等院校的右派分子一般在本省劳改农场劳改，如甘肃省的夹边沟，四川省的四一五信箱，山东省的王庄。山东王庄规模也很大，是个有上万人的劳改基地，有农业、矿山、工厂等。县里的右派一般下放农村监督劳动。也有条件好的地方徃艰苦的地方送，如上海市的右派分子送到甘肃省，北京市的送去北大荒。

   嘉宾乙：夹边沟当时饿死很多人，最高峰时一天死六十四人；都是些科学家、教授、医生、作家、新闻工作者,还有工人和学生。以徃熟悉的圈子里，几乎家家都有死人。夹边沟的大规模死人，最终惊动了北京，因为死者中有些是高干亲属。中央派内务部长钱英下来，钱英亲自到右派分子们住的洞穴里去看，有些洞穴仅能容一个人爬得进去；里面没有取暖设备，当时气温是零下三十度。那些右派又饿又冻，一个个骨瘦如柴。于是北京指示“抢救人命”，没死的让家属领回家，叫回原单位。在“抢救”过程中仍然不断死人，一天也有死二三十人的；有人饿久了，一吃东西反而“胀死”；有人就死在回家的火车上；有人走着走着，就倒下死了。

   嘉宾丙：有资料说，当时洞穴里死人和活人都分不清，有个人说是死了，刚好他老婆来；他老婆一摸他还有一口气，就用咀嚼过的馍喂他，好不容易把他救活了。当时有一些女人凭着她们坚韧的天性，给了男人一个支撑，结果有人就挺过来了。但更多的是在政治高压下，划清界线，夫妻离异；许多人垮了，自杀了，就是因为被家庭所抛弃。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给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带来了一次毁灭性的破坏。人性、人伦荡然无存。由于传统的缺失、道德的沦丧、制度的弊病，又造成了今天的全民腐败。所以，反右运动确实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几十年灾难的根源。我们必须反思历史，从体制、文化、道德、思想等等方面加以反思。否则死了这么多人、流了这么多血、受了这么多苦难、付出了这么多代价，例如铁流先生坐了二十多年牢，我们仍然没有办法避免这些灾难的再一次到来。

   武宜三：积我几十年的观察所得，共产党是和所有美好的东西过不去的。你有好的生活，它把你破坏掉；你有好的家庭，它把你拆散；你有好的学问，它叫你去扫厕所；你有好的思想，它把你批臭；你有好的身体，它把你摧垮、甚至杀掉。小到中南海花圃，大到北京城墙，必拆之而后快；上自文化、道德、伦理，下到戏曲、音乐、图书，不毁之不得安生；如今沙尘滚滚、森林绝迹、江河污染、农村凋敝、满目疮痍，哪一样不是共产党的“德政”？昌玉老师的坎坷一生，恐怕也很说明问题。

   到底抓了多少右派分子？

   李昌玉：我出生于一九三四年，略大于铁流，十五岁入团，十六岁半参军，对党忠心耿耿，我的女朋友送了本红彤彤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给我，以成为布尔什维克相期许，真是“风流蕴藉，百年绝唱”，这样的故事永远不会再发生了。在“革命大家庭”�奈乙舱娴淖非蠼�步，给《解放日报》等写过稿，被请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演讲。但是实际上，军队里也充斥着冷酷、恐怖和对知识分子的歧视。我虽然只是个初中生，就已经很受排斥了。肃反时，我成了后勤部揪出来的反革命小集团的首领。我在军队呆不下去了，一气之下一九五六年去考了山东大学。因对肃反还是耿耿于怀，一九五七年趁大鸣大放之机就写信要求平反，结果成了右派。后来摘了帽子，文革时还提出平反，再给戴上了右派帽子：成了二进宫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