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七盧溝橋事變70周年紀念日靜悄悄

   抗戰史專門家方軍先生大作《關於紀念七七盧溝橋事變70周年的設想 》，正在網上廣泛流傳。這位八路軍的後代說，謂之“設想”，就是“夢想”。今年，應該利用紀念盧溝橋事變70周年的機會，把29軍僅存幾位老兵最後一次推到前臺，隆重亮相，這是紀念為國捐軀的抗戰將士們最好的方法。然而，這竟成了不可能實現的“夢想、設想”。方軍問：我們十幾億國人甚至連這樣的“夢境”都沒有的話，豈不是愧對當年流血犧牲與侵華日軍血肉相拼中國軍人們？

    紀念七七事變70周年的活動，僅由小小的“盧溝橋紀念館”來操辦；與兩年前法國的諾曼第、俄國的莫斯科、美國的華盛頓慶祝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的盛況相比，顯得可笑、可耻、寒酸、丟人。方軍嘲笑說，“如果替換成北京醬油廠，或者北京王致和腐乳廠、北京燈泡廠主辦都會貽笑大方”。親歷70年前盧溝橋事變的老戰士僅剩有天津的孫敬生、北京的馬步先、重慶的張可宗、河南的崔金品和趙金典、安徽的張酉山、江蘇的李文斌、河北的韓立才、山東的李鴻斌、四川的劉鈞銘等幾位了；他們之中有只靠低保活命的，他們去北京的路費要靠《大河報》等媒體施捨；胡錦濤、溫家寶們一面拿幾十億、幾百億的民脂民膏在“友邦”面前充濶佬，一面卻置愛國老英雄於如此悲涼的境地；胡錦濤能跑到莫斯科去慰勞親人蘇聯紅軍，卻視我抗戰老兵如仇寇；環顧各國統治者，有如此狼心狗肺的嗎？中共權貴集團之賣國、媚日、親俄的無恥行徑於此可見一斑。

   胡錦濤、溫家寶、吳邦國們，你們是抗日戰士的不肖子孫！你們冷待、虐待抗戰英雄的光明行徑，大約是為了証明你們確實是如假包換的賣國集團的真正傳人吧！

   (二)、中共與皇軍勾結：引發中日大戰

   1937 年7月7日下午，大隊長清水節郎率領日本華北駐屯軍第1聯隊第3大隊第8中隊，荷槍實彈開往緊靠盧溝橋中國守軍駐地的回龍廟到大瓦窯一帶演習。22時40分，日軍聲稱演習地帶傳來槍聲，並有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蹤”，要求進入我軍駐地宛平城搜查，遭嚴詞拒絕。日軍一面部署戰鬥，一面藉口與中國方面交涉。24時左右，冀察當局接到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的電話稱：日軍昨在盧溝橋郊外演習，突聞槍聲，當即收隊點名，發現缺少一兵，疑放槍者系中國軍人，並已經入宛平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若中方不允許，日軍將以武力強行進城搜查。冀察當局為防止事態擴大，經與日方商議，雙方同意協同派員前往盧溝橋調查。7月8日晨5時左右，雙方衝突開始，中國守衛盧溝橋和宛平城的第29軍第37師第110旅第219團第3營在團長吉星文和營長金振中的指揮下奮起抵抗。但這第一槍是誰開的呢？

   除當年有日軍在東京法庭上提出証供外，近些年也有一些日本的歷史學家研究認為，是隱藏在二十九軍中的共產黨地下工作者或受共產黨鼓動的青年學生首先向日軍開槍而引發蘆溝橋事變的。因為從動機上看，共產黨最希望中日之間爆發全面戰爭，而中共的後台和操縱者蘇俄也希望中日開戰，好從中漁利。

    秦郁彥《日中戰爭史》指出：茂川機關早在盧溝橋事件之前就從事搜集情報、民眾“自治”運動和反國民黨青年運動的幕後指導工作。７月８日晚間，關東軍參謀田中隆吉與茂川在天津芙蓉館對飲時，茂川談起“七•七”夜間放槍的事是學生幹的。早已心中有數的田中追問說：“那麼，教唆他們幹的元兇就是你囉？”茂川點頭承認了。

   田中隆吉的記載是：1937年7月8日，我由內蒙化德乘飛機到達天津。晚間，在芙蓉館(日本料理)辟室與天津特務機關長茂川秀和少佐對酌，他說：“放槍的事，是共產黨學生幹的……”我和茂川曾經在參謀本部共過事，我瞭解他一向和北平共產黨方面的學生交往密切，所以就追問他一句：“那麼，教唆他們幹的元兇就是你囉？”他滿臉通紅點頭承認……茂川還承認，中日雙方於7月11日達成停戰協定後，他又多次唆使部下趁夜在中日兩軍之間鳴放鞭炮，企圖激化衝突，擴大戰火。(《抗日第一槍：盧溝橋抗戰》，團結出版社)

   (三)、漁人得利：中共利用抗戰壯大自已

   在當時的通訊條件下，遠在延安山溝裏的共產黨中央，在七七事變後僅幾個小時，便發出了《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實行全民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對比今天對山西黑窰案、上海醫保案、各省貪汚案征地案拆遷案的遲鈍、麻木、昏聵，當年的迅速反應，確是令人吃驚。這除了說明中共是事件的策劃者而早已“肚子裡有一根棍”之外，還能有什麼解釋呢？

   至於為什麼“全民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1937年8月22至2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在陜北洛川舉行的擴大會議便回答了這個問題。今天已被捧為“偉大革命家”、“理論家”的當時中共總書記張聞天，在他的《報告》裏說，中國共產黨應該學列寧，學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聰明絕頂的“一箭雙雕”：讓侵略者與統治者兩敗俱傷。具體到中國麼，就是坐看蔣介石與日本帝國主義廝殺。毛澤東支持張聞天的主張，強調一定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打遊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遊擊根據地”。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藉口予以推託。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最後勝利。”(戴晴：《翻案文章》)

    事實上，把抗戰叫得震天價響的中國共產黨在八年抗戰中，除了與日本、蘇俄勾搭，出賣祖國民族利益之外，就是與國軍爭地盤、搞摩擦，在國民政府背後打黑槍。抗戰最艱苦、最緊張的最後階段，1941到1945年，中共置大片國土淪亡、人民被燒殺搶掠於不顧，把各根據地、各部隊的領導人全部集中到延安，曠日持久地學習、反省、檢討、清算、鬥爭、清洗，為大樹特樹毛澤東的絕對權威而忙得不亦樂乎。在正面戰場幾乎不發一彈、不折一將的中國共產黨，卻自吹自擂是“領導全國人民進行這場偉大的民族解戰爭”的中流砥柱。毛澤東寸步沒有離開過延安，卻罵經常深入各戰區、實地指揮作戰的蔣介石“躲在峨眉山上”。1959年，毛在盧山會議上再一次不打自招：“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志。”

   (四)、毛澤東說：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

   日本方面雖然有迅速滅亡和完全侵佔中國的野心，但當時還未作好全面開戰的準備，因而也沒有擴大戰爭的必要。《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資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中有三個文件：1937年7月11日《日本內閣會議關於處理蘆溝橋事件的決定》、1937年7月11日《日本政府出兵華北的聲明》和1937年7月29日《日軍參謀本部決定：中央統帥部對華作戰計畫》，也可以說明這一點。

   當年9.18事變的具體策劃者、時任陸軍作戰部部長的石原莞爾少將對七七事變的看法和態度便很具代表性。他說：蘆溝橋事件最多擴大至華北，不可向中國全面開戰。因為憑著日本現有的國力、人力，遠不可發動對中國的全面進攻。否則，必將陷入中國的持久抗戰之中。日本很可能會被拖垮。為堅定自己的這一主張，石原辭去了當時的作戰部部長一職，回老家種水稻去了。　

   　 (五)、中國共產黨是篡改和偽造歷史的高手

   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從來就是篡改和偽造歷史的高手，所以中共的檔案，盡管已經過去七八十年了，仍要在“保護黨和國家利益”、“維護領導人形象”、“維護各國共產黨和人民之間的團結、友好”而要永遠封存下去。這只能說明，中共有太多見不得人的罪惡。檔案一旦解封，殺人放火的黨、賣國求荣的領袖，便無所遁形了。

   中共八十多年來犯下大量的反人類、反人性、反倫理、反文明、反科學的野蠻法西斯罪行，都可以從反面証明中共可能是蘆溝橋事變的罪魁禍首：誣陷陳獨秀是收日本津貼的漢奸，誣陷胡風等人是叛徒、特務、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對共產黨懷有刻骨仇恨的人，對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搞引蛇出洞、圍而殲之的陽謀，誣陷彭德懷裡通外國，誣陷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青年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搞反革命暴亂……世界上的壞事，只有人們想不到的，沒有共產黨幹不了的。

   (六) 、七七蘆溝橋事變的另一版本

   自從武宜三“三大猜想”之一“七七事變是中共開的第一槍”公諸友好之後，得到許多朋友的贊同和支持。山西一位學者就給我郵來1989年第一期《山西民革》的復印件，雖然未証明我的猜想，卻也顛覆了幾十年官方成說。特錄此備考：

   1988年7月28日，當年219團付團長李延贊在山西晉城市民革市委會上首次公開了他在七七事變的經歷。李延贊生於1904年，民革黨員；他早年跟隨馮玉祥，親歷過反曹錕的兵變和民革最早期的籌備工作；七七事變前後任宋哲元軍(29軍) 馮治安師(37師) 何基灃旅(110旅)吉星文團(219團) 副團長和趙登禹師132師679團團長，後又在重慶的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辦公室處，瞭解許多重要史實、史料。

   1935年6月，因吉星文到南京高教班學習，李延贊以付團長代理團務，駐守西苑。7月初，該團3營賈副營長的傳令兵確實殺死過一名日本兵。事因該日兵吃瓜不按價付錢，還耍蠻橫，掏槍威脅；我傳令兵怒從心頭起，一槍打死了該日兵，並拋屍於永定河。此事乃關兩國外交，為保護下屬而未敢披露；1937年7月28日，在守衛北平南苑的戰鬥中，佟麟閣副軍長和趙登禹師長陣亡，調任132師679團團長的李延贊，同一天頭部受傷，送鄭州治療。1949年後，又因本身政治境遇不佳，且與成說不符，為不惹麻煩，更不敢“亂說亂動”了。

    寫於七七事變七十周年紀念日首發《議報》第3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