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今年六月二日，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访问香港，在京華酒店搞了一個所謂「台灣大選與两岸政經關係」研討會；研討會在中方人員環伺下，由「亚洲华文作家协会香港分会、中观研究所、崇正总会」操作，請了幾名不左不右或也左也右的評論家來講幾句不冷不熱或不痛又不癢的捧場話。戲肉則是江丙坤和「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秘书长辛旗一唱一和的在那裡大唱反「台獨」高調，競相徃民進黨和陳水扁身上潑髒水。中國國民黨是孫中山創建的百年大黨，江丙坤身為中國國民黨副主席，到了他的老弟中國共產黨面前卻成了一個溫馴的小媳婦；竟然不敢接受聽众提問和回答聽众問題，連聽众与之打招呼也唯恐避之不及，在中方人員護送下匆匆兔脫而去。

   江丙坤炫耀幾次陛見江澤民、胡錦濤的殊榮，津津樂道地顯擺他們的獻媚之旅，大做第三次國共合作的美夢。連戰、江丙坤之流包藏聯共賣台之禍心，企圖借中共的力量打敗民進黨，達到他們重奪台灣政權的卑劣目的。他們早把民主、自由、統一、憲政，都丟到爪哇國去了。所以他講來講去，也只能講農產品、講開放旅遊、講投資中國之類的廢話，了無新意，令人昏昏欲睡。

   毛澤東教導他的同志和黨徒說，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即將再次成為共產黨友黨的國民黨頭目在大發第三次國共合作的美夢的時候，實在應該回憶一下第一、二次國共合作的慘痛歷史教訓。第一、二次國共合作都是以蘇俄、中共的機會主義為開始，以國共雙方互相殘殺為結束；那麼，第三次國共合作將會有什麼結果呢？讓我們再翻翻那帶血的記憶，在中共中央文件、毛澤東著作和一些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回憶錄》中，重溫一下中共黨人之陰謀詭計、鬼蜮伎倆吧。

   現在我把兩年前的一篇文章貼在這裡，希望連戰、江丙坤們會有機會看到，別讓個人私利、佳餚美食蒙了心竅而再次墜入陽謀陷阱；更希望他們不會因為我攪了他們的美夢而惱羞成怒。06Jun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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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國共合作是蘇俄赤化世界的產物

   1918年，孫中山先生受軍閥制肘而無法推展護法大業的時候，為爭取國際同情乃致電蘇俄，賀其“十月革命”的成功。而蘇俄方面當時正受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圍攻，為了尋求國際友誼和發展共產勢力，也正派代表在中國活動。蘇俄一方面催生了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多次接觸孫中山或其代表。為了幫助中共找到可資聯合的朋友，蘇俄建議孫中山“聯俄容共”，這就是歷史上“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背景。

   蘇俄和受其指使的中共，在謀求與國民黨聯合前，即己試探過與吳佩孚、陳炯明等軍閥的合作。在爭取朋友、減少敵人的考慮下，孫中山同意容共，但不承認“聯合”，即允許中共黨人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並遵守黨紀，不得公開批許國民黨。以為如此可以使中共“化為烏有”，又可以吸收中共人才為己用。但是，由於執行政策過程中出現的錯誤，例如給了蘇俄顧問太大的權力、對中共黨人沒有適當的監督和及時的制裁等，而使中共坐大。

   1， 中共怎樣坐大？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的24名中央執行委員中，只有譚平山、李大釗等3人為中共黨員；17名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中，只有林伯渠、毛澤東等7人為中共黨員。而中執委屬下9部，只有組織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長林伯渠為中共黨員。可是這些中共黨員人數雖少、能量卻大。

   譚平山控制的組織部，多派共產黨員往各地發展组织，故廣東省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只成立了5个縣党部，却全为共黨所控制。工人部長廖仲愷雖是國民黨員，然同情共黨，因兼職多而把部務委之中共黨員的秘書馮菊坡，故廣州的工會悉數為共黨所操縱，並可受蘇俄顧問直接指揮。中共策劃主持的“全國勞工大會”，幾年間連續多次在廣州召開，代表勞工50多萬，決定《勞動鬥爭綱領》。1925年成立的“中華全國總工會”，於當年加入莫斯科的赤色職工國際。 農民部長林伯渠、秘書彭湃均為中共黨員，故農民講習所、農民協會、農團軍，皆由共黨控制。有會員20萬的廣東省有農協，連續兩年在廣州開代表大會，決定《農民鬥爭綱領》，開始利用農民從事武裝暴動。中共在湖南省發動的農民運動尤為蓬勃，農民協會會員在1926年時就達130多萬。 黃埔軍校成立之初，即有包惠僧、周恩來、葉劍英、惲代英等中共黨員在校中充任要職，國民革命軍組建時，有5個軍和海軍局的政治部主任由中共黨員擔任。 地方黨務凡是由中共黨員所負責者，即發展共產黨務。國民黨改組後，中共對各地執行部的權力爭奪，更是不遺餘力。中共黨員人數，1921年“一大”時只有57人，到1925年“四大”時也不近950人，但1927年“五大”時即猛增至5.79萬人。(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香港)

   2，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失敗

   國共合作本質上是蘇俄和中共機會主義政策的產物。他們試圖把中國共產黨寄生於中國國民黨，憑借國民黨的軀殻來發展、壯大自己的組織，史達林曾謂中國國民黨只是一隻“檸檬”國際共產黨人不妨將之一擠再擠，擠乾之後則可信手拋棄(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時報出版社，2000年，臺北)，最後攫取國民革命的勝利果實。中共策畫的1926年“中山艦事件”，使國共矛盾激化，引發國民黨中執會全體通過了蔣介石提出的《整理黨務案》和《準備北伐案》，是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之肇因。 北伐開始後，中共一面在工農中大肆運動、發展勢力，一面分化國民革命軍，把可能的勢力拉為己用。為了阻止蔣介石東進上海和江浙財團結合而可能擺脫蘇俄，中共在發動了工人武裝起義，成立了“上海市市民政府”，並計劃以武力對付北伐軍。在漢口、九江、南京等地，也有中共發動的大規模工人運動。 特別兩湖地區的農民運動聲勢浩大，例如1927年的湖南省，農民協會可以號召的群眾達一千萬之多。中共依靠痞子、惰農等流氓無產者，在農村搞暴民政治、紅色恐怖，沒收地主土地、掠奪私人財產，隨便打人、抓人、遊鬥人、殺人(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嚴重侵犯了國民黨所代表的地主資產階級利益，破壞北伐軍的後方安定，動搖了北伐軍心。 從已公布的大量中共文件看，也証明中共在國共合作中确實是心怀鬼胎。例如中共四大所作的《職工運動議決案》，就非常詳盡的規定了怎麽同國民黨爭奪領導權。在國民黨領導的工會中也盡力活動，“取得指導權，吸收覺悟分子，組織我們黨的支部”，“我們應竭力設法到國民黨的工人部里去工作，以便借此改造國民黨之工會為階級鬥爭的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編：《中共中央關于工人運動文件選編》，p44-54，檔案出版社，1985年，北京)

   是可忍，孰不可忍！蘇俄和中共這種不合作和搗亂的做法，理所當然的遭到了國民黨人的抵制和反抗。為了實現孫中山統一中國的遺志，保証北伐的順利進行，國民黨在北京等地查獲蘇俄赤化中國的大量檔案證據之後，堅決採取了以上海“4．12事件”為標誌的清共措施。第一次“國共合作”以共產黨人爭權奪利、毫無道德底線的機會主義為開始，以尸横遍野、血流漂杵的大屠殺為結束。

   第二次國共合作，還是共產黨的圈套

   誰製造了“7．7盧溝橋事件”？戰後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之被告證人的證詞是：向日軍開槍的是“學生”、“第三者”、“共產黨人”(黃仁宇，p164)。經萬里流竄，逃到陝北的只剩下二萬餘人的中共紅軍，此時不但疲憊不堪，給養困難，且仍處於國軍的重重包圍，隨時會被消滅。毛澤東等人雖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致書蔣介石，要求“停止内戰，一致抗日”。但深知中共本性的蔣介石堅持“攘外必須安內”，並不為所動。“不憚以最惡意的猜測”，我相信這時最需要“中日戰爭”的，只有共產黨、毛澤東了。

   一九三六年，在蘇俄、中共和張學良同謀演出的“西安事變”後，國共要“團結抗戰”了。但這“戰”究竟怎麼“抗”，怎麼纔能既得一個“愛國”的好名聲，又不至於把自己千辛萬苦保存的一點點本錢在抗日戰場上拼光？中共内部的意見，相當不一致。 1，坐山觀虎鬥，不當抗日英雄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洛川縣南的一個村莊，召開了為期四天、有二十二人出席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洛川會議”。會議由當時的總書記張聞天作《形勢報告》，今天已被捧為偉大的“革命家”、“理論家”的張聞天，先痛斥蔣介石如何仇視我黨、如何背信棄義；最後建議，中國共產黨應該學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聰明絕頂的“一箭雙雕”：讓侵略者與統治者兩敗俱傷。具體到中國，就是坐看蔣介石與日本帝國主義廝殺。 毛澤東支持張聞天，強調一定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打遊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遊擊根據地"。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最後勝利。” (戴晴：《翻案文章》)

   2，“遊而不擊”，漁翁得利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對在晉西北的八路軍作如下指示：“中日戰爭是本黨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共產黨的基本政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古屋奎二：《蔣總統秘録》，中央日報社，1977年，臺北)北京三聯書店一九八二年出版的、前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官員羅滿甯(筆名：奧．鮑裏索夫)的《蘇中關係(1945-1980)》也指出：毛要求八路軍“用一分力量和日本周旋，用二分力量和國民黨鬥，用七分力量來發展自已”，這類被廣泛引用的毛語錄，雖未見於公開發表的毛著，但毛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二日、十四日、十七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和二十九日發出的、都在反覆重申“獨主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爭”“戰略意見”的七封電報(《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北京)，可視作佐證。 事實也是如此，是年九月二十五日的“平型關戰役”之後，八路軍便轉入所謂“敵後遊擊戰”，實際是遊而不擊，把主要精力用於與國軍搞摩擦、爭地盤，收編國軍流散隊伍和地方武裝，招兵買馬，拚命擴充實力。八年抗戰中，中共的軍隊由二萬多人發展到一百萬正規軍和二百二十萬民兵，在遼寧、熱河、察哈爾、綏遠、河北、河南、山西、山東、陝西、甘肅、寧夏、江蘇、安徽、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十九省區內建立了十九大塊的“解放區”，佔地近百萬平方公里，人口一萬萬。(《毛澤東選集》，p1041，人民出版社，1969年，北京) 儘管在抗戰最艱苦、最緊張的最後階段(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毛澤東置大片國土淪亡、人民被燒殺搶掠於不顧，把各根據地、各部隊的領導人全部集中到延安，曠日持久地學習、反省、檢討、清算、鬥爭、清洗，既保存了實力，又大樹特樹了毛澤東的絶對權威；儘管八年抗戰中毛澤東從未離開過延安窯洞半步；但他仍可大言不慚地駡“蔣介石躲在峨嵋山上”，反咬國民黨是“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把“頑固派”、“投降派”、“頑軍”的帽子扣到蔣介石國民黨頭上。謊言重複一百遍就是真理，中共從戈培爾那裏學來的搞宣傳的本事，確實比國民黨高明得多。 3，陽奉陰違，兩面三刀

   毛澤東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寫的《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一文中說：“在現時，有些應該先得國民黨同意，例如將三個師的番號擴編為三個軍的番號，這叫先奏後斬。有些則造成既成事實再告訴它，例如發展二十萬軍隊，這叫先斬後奏。有些則暫時斬而不奏，估計它現時不會同意，例如召開邊區議會之類。有些則暫時不斬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礙大局的事情。總之，我們一定不要破壞統一戰線，但又決不河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因此不應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如果解釋為‘一切服從’蔣介石和閻錫山，那也是錯誤的。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毛澤東選集》p505)這哪裡是精誠團結，這是勾心鬥角；這哪裡是抗日救國，這是在通敵賣國。可見“不破壞統一戰線”是假，借統一戰線以售其奸是真；國共合作是假，擴充實力是實；抗日是假，奪權是真。陽一套、陰一套，兩面三刀，這也正是毛一生的寫照，是共產黨幾十年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