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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红学家”马力红在什么地方？ -------论法西斯主义的“泛”走狗
导语：凡为走狗，必定是泛走狗；牠见一切穷人必狂吠，见一切富人必摇尾献媚。马力当然不能违背这条“走狗定律”：他见一切民主必坚决毁谤之，见一切法西斯必誓死捍卫之！
(一)不为人知的“半个红学家”
马力不但是政客(实际上应该叫吃客，因为他是由中国共产党用民脂民膏豢养在香港的帮凶和打手)，而且还是个自封的、但少为人知的“红学家”。他与梅节合写了本谈《红楼梦》的《红学耦耕集》，由于有了这“半本着作”，他也很谦虚地模仿着江青娘娘的口吻说：“我也是半个红学家。”然而，他这半个“红学家”却是有史以来最不要脸的“红学家”，因为他的红只红在顶子上。除此之外，他的血是无色的，因为太冷；他的心是黑色的，因为太毒。
在“六四”惨案十八周年来临之际，作为中共孙子党的香港民建联头目公然向这个历史伤口再撒一把盐：用猪来调侃“六四”死难英烈，为中共屠城暴行、罪恶开脱；企图用他腥臭的唾沫来为邓小平、李鹏、杨尚昆洗刷手上的血污；他不是谴责在和平时期动用几十万大军、机关枪、坦克、达姆弹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却嫌杀人杀得不够多；他不是揭露中国共产党贪污、腐败、凶残，却为四千反贪污、反腐败、反官倒的学生侥幸活了下来感到遗憾；真可谓是丧尽天良、无耻之尤！
马力现在三餐不继，要靠出卖灵魂来换取更多的人民币吗？马力今年已经五十五岁了更兼劫余之身，还要靠践踏良知以求更高的权位吗？显然都不是！只是无耻的灵魂必须卖给魔鬼，法西斯主义的走狗必然为专制、独裁政权效劳之惯性使然。
非典时期马力是这样为北京新闻封锁辩护的：“香港和内地都发生非典型肺炎疫症，两地传媒的处理手法不同。内地传媒是配合政府的口径，强调疫情受到控制，避免引起公众恐慌。这样做可能符合内地的实际情况。香港的传媒，则是把疫情的严重性、病毒扩散的危险性、治疗办法的研究进展，尽可能详细报导；政府的措施一旦有甚么差错，就绝不放过；越是长时期解决不了问题，越是多人死亡，对社会经济影响越大，就越是要把这样的新闻放在头条，甚至专版报导，引起公众关注。这样做才是香港的需要。”(二OO三年四月四日《太阳报》)能把两地处理新闻不同手法解释得这样八面玲珑，没有点曲学阿世、谄谀取容本事行吗？
(二)马力为萨达姆救驾
二OO三年，当正义之师美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摧毁萨达姆暴政之际，自称“不是军事专家”但有“常识”的马力立即跳出来吓唬美国：“美国军事上的优势是制空权，是先进的武器，而不是地面作战。相反，伊拉克军队的主要优势是地面作战，一旦两军短兵相接，美军就占不了便宜。如果萨达姆要来一个保卫巴格达之战”便如何如何(二O0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太阳报》)。可见，凡为走狗，必定是泛走狗；牠见一切穷人必狂吠，见一切富人必摇尾献媚。马力当然不能违背这条“走狗定律”：他见一切民主必坚决毁谤之，见一切法西斯必誓死捍卫之！
马力居然还提到“国民教育”，现在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国家里除了奴隶主、奴隶总管和奴隶之外，还有什么“国民”？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早已成了“反动歌曲”，严厉禁止传唱了；当作“手机铃声”，也是廢物利用了。马力还在那里大惊小怪，难道这个“机密”还没传达到马力这一级？
马力说，不应该说共产党屠杀、屠城，如果是屠城，柴玲怎能在“六四”凌晨平安离开？如果屠城，柴玲第一个便被杀了！侯德健、封从德等人怎能慢慢离开？如果是屠城，四千名学生全都死光了！
马力说得不错。日本人也没有“屠杀”中国人，因为马力的父母没有死在皇军的枪口下。日本人也没有在南京“屠城”，南京人不是还有许多幸免者吗？日本人没有侵略过中国，日治的东北是当时中国工业最发达、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毛治、江治、胡治时代对中国的破坏、摧残、污染、掠夺之彻底，统治的恐怖，杀人之疯狂远胜于日治时代的北京甚至整个沦陷区。共产党屠杀、屠城都“不应该说”，那么我们对日本人不是更要感激涕零么？
幸而还不是所有民建联的人的良心都让狗吃掉了。在马力的言论引起哗然大波、天怒人怨之际，民建联副主席刘江华表示，该党党主席马力关于“六四”事件的言论引来不必要的争议，该党愿意道歉。
(三) 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何铭思因“六四”退出中共
“六四”事件该不该叫屠杀、屠城？对香港人来说，可谓记忆犹新、彰彰在目。当年香港无线、亚洲两个电视台，几乎二十四小时现场直播；香港众多记者包括《文汇报》、《大公报》的记者，不断地从北京发回消息；包括《文汇报》、《大公报》在内的左中右各报都详尽做过报导；《文汇报》还开了天窗，疾呼“痛心疾首”；包括新华社香港分社在内的许多左派组织和中资机构员工都上街游行抗议过；时为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的何铭思，在“六四”当晚“对电视机的直播画面，看到血和火，看到死亡和尸体，看到人民的吶喊，他忍不住哭了，他老伴哭了，他女儿也哭了，孙女看到他们哭，也跟号啕大哭……”何铭思随即悲愤地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
尽管北京当局千方百计掩盖历史，但仍有官方出版的书刊透露出“六四”死人超过两百，伤人超过七千。这当然是被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因为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那天，除了天安门广场，还有东单、西单、六部口、木樨地和公主坟等多处都是军队杀人的屠场。“六四”事件该不该叫屠杀、屠城？除了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可以见证外，解放军三○一医院的蒋彦永大夫也是现场见证人，他在六月三日晚十点到十二点的两个小时中，他的急诊室就接收了八十九位被子弹打伤的人，其中七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死伤者身上的弹孔以及X光片等都显示，解放军使用的是“铅制的开花弹”（达姆弹）。此外，复兴医院、铁路医院、邮电医院、北医三院等，都收到许多被打伤和打死的学生、市民。
(四)中共用机关枪坦克屠城，一定逃不了历史的审判
《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马沛文先生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记录了当年的情况：“六月三日晚十至十二时之间，我的外孙女从铁道部宿舍打来几次电话，自然可信，不是她亲见，就是她亲闻……十时以后给我第一次打电话，还要我听枪声，她估计是对天鸣枪。第二次来电话时，说不是对天，而是对人。她三婶在铁路医院工作，当晚正值急诊班，说医院已来几十个伤员，己有好几个死亡。一边说，一边大哭。我只好安慰她几句。第二天，她又来电话告诉我，她到铁路医院看过，惨不忍睹。死伤者大部是青年，也有比她还小的女孩。并说伤者一百二十多，死者十九。”(《鱼雁集》，新风出版社，二OO三年，香港)
其实马力又何赏不知道，他既不痴也不儍，不聋也不盲，他应该比谁都了觧“六四”屠杀、屠城的真相，因为他既在港、又在党，除了政治、经济、白吃白喝、游山玩水的特权外，还享有在港的信息自由和在党的信息特权：刘晓波当晚就在天安门广场上，却不知道天安门广场有四千人，但马力知道。
前几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张庆善还吹捧一九八八年出版的《红学耦耕集》说，这本书“最大的魅力就是因为它体现了治学严谨和科学的态度，经得起时间推敲。”全国政协委员、红学会的副会长蔡义江也为之吹嘘：读到“马力先生的文章感到香港学者作学问的一些好风气，这就是实事求是的作风。作学问到底应该持这样的态度。”(蔡义江：《贾假甄真与曹家旧事》等)那么，二十年后马力的“治学严谨和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作风”都到哪里去了呢？
他懂得以“治学严谨和科学的态度”、以“实事求是的作风”对待二百多年前的“石头、宝玉、作者”，为什么不肯以同样的态度和作风对待十八年前的“六四”事件呢？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为了阻止即将到来的“六四”事件十八周年纪念活动，他必须遵照主子的命令，昧着良心发表如此天理不容的黑话。结果适得其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下子把老本赔光。
(五)马力甘心为法西斯主义殉葬耶？
最后，武宜三先生愿意顺便问问马力同志：你的苦劳大得过冯雪峰、黄炎培、章伯钧吗？你的名望大得过张申府、李达、龙云吗？你的才气大得过邓拓、吴晗、张伯驹吗？你的本事大得过容国团、钱三强、黄万里吗？你的功劳大得过葛佩琦、潘汉年、沙文汉吗？你的钱多得过卢作孚、乐松生、康心如吗？你的亲近亲得过贺子贞、田家英、罗瑞卿吗？你的地位高得过许家屯、高岗、刘少奇吗？
在毫无信义的法西斯党那里，谁也别指望自己会是一个例外的幸免者，包括它的总书记、元勋贵戚、患难与共的战友和“朋友”。
前车之覆，岂可不鉴！请马力和一切甘为走狗者深思。
(首发《香港大纪元》，今由作者补充、分段加小标题后转发在此)
此文于2007年05月17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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