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胡锦涛：这一笔又一笔血债何时能清还？ /武宜三文集

【导语】率部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武昌首义元勋邓玉麟中将，救过董必武的命，对共产党只有恩没有仇，但他在古稀之年却被共产党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罪名处死，数百万家产被抄没；子孙两代中，一个被打成右派分子、三个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三个被强迫劳改，两个被逼终身未婚。中国共产党专门杀好人、杀自己人，甚至杀救命恩人。五十多年来死在中共屠刀下、监狱中、劳改场里的，被逼死、被害死、被饿死的，总在七八千万之谱。请问胡锦涛：这一笔又一笔的血债何时能清还？

一、辛亥革命首义元勋被中国共产党恶意杀害：中共欠邓玉麟家两条人命

由于孙武挨炸，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杀，蒋翊武出走，眼看武装起义就要流产。在这紧要关头，是邓玉麟临危不乱，率部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1913年，邓玉麟领陆军中将衔，任总统府高等顾问官；1925年，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司令，攻荆沙，克宜昌，直抵长阳、五峰。以后脱离军界，先后创办“辛亥革命烈士遗孤教养所”、“辛亥革命子弟学校”和“民生煤矿”。1940年回到家乡湖北省巴东县，垦荒植漆，创办石桥小学。大陆变色前，他拒绝去台湾。

邓玉麟与董必武是辛亥革命战友；国共战争期间，董必武在武汉被当局追捕，是邓玉麟义无反顾，掩护他安全脱险，而自己却被抄了家。

就这样一个反封建反帝制、一身正气、爱国爱乡、有恩于共产党的辛亥革命元勋，却被共产党在1951年3月恶意地杀害了。罪名是“组织反革命暴动”。这是共产党“欲杀其人，何患无罪”的数以百万计案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1951年，邓玉麟已经是七十岁的老翁了，可能“组织反革命暴动”吗？如果他要反革命的话，有兵有枪的时候早反了，何至于要在脱离了军界、隐居家乡十年之后再来反呢？

根据大量史料揭露，当时中共为了应付“抗美援朝”，一必须靠大屠杀，营造恐怖气氛而稳定后方；二靠杀人掠财，支持庞大军费开支。邓玉麟的女儿邓锡琼后来说，她家被抄时，她已三十六岁，“对被查抄的财物记得很清楚，有房产、历史文物、名人字画、红木家具、景德镇仿古细瓷器、皮毛衣物等，总计在数百万元以上。”仅革命文物，就有金质二等文虎章（上嵌六粒大珍珠）、二等嘉禾章和大小纪念章若干；有将军亲笔写的回忆录三本，有与孙中山、革命同仁合影照片一百多张，以及来往信件和文稿等，这些都是无价之宝！这次叫做“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杀关管了三百多万人，肉体消灭了二百四十多万。之前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已经杀了二百多万地主、富农。当然也“共”了许多财产----金银财宝、粮食土地、驴马牛羊、娇娥美女。

二、中共故意杀人的罪恶，罄竹难书

刘晴初国军中将，参加过抗日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9年3月协助中共地下组织策动湘西“和平解放”。然而，1951年3月18日，中共却以“反革命”罪把这位抗日英雄、帮过中共大忙的早已觧甲的军人枪杀于湖南岳冲刘家湾。

唐伯寅国军少将，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抗战中率部参加沪淞会战、武汉会战、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中共地下组织策动出任中共华中局江南地下第四军副军长，4月参加程潜、唐生智等人的“和平自救运动”，8月随程潜、陈明仁“长沙起义”。中共在唐伯寅的“投诚”之后的1952年2月21日，将他枪决了。

宋士台国军少将，在抗日正面战场指挥过多次对日作战，其中有著名的南浔战役。日本投降后，宋士台解甲从商；国共内战中，政府请他出山，被他拒绝。然而1953年，中共公开枪杀了宋将军。唐、宋诸将军在抗战后即觧甲归田，根本没有在国共内战中和共军打过仗，更没有在中共建国后从事什么反革命活动。中共如此杀害国军抗日将士，只能解释为共产党真的是个杀人放火的流氓集团，他们确是为替日本亲人报仇而杀害我民族英雄的卖国组织。许多和共军交过手的国军将士，也是在共产党“既往不究”的信誓旦旦保证下才放武器的，结果也遭共产党屠杀殆尽；中共的背信弃义是几十年一贯制的，一切善良的人们不可不知。

三、屈死鬼邓玉麟的墓，竟是“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

据《荆楚》、《中国红色旅游http://www.crt.com.cn/news/Html/hubei/00008599.html》等网站报导，位于巴东野三关镇石桥坪村的邓将军墓，原来是湖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呢。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到了连滥杀无辜都成了“爱国传统”的地步，这种的不要脸、这样的下流，古今中外能找得第二例来吗？这是笑不出来的笑话呀。

最近巴东县筹资4万元，要重修邓玉麟将军的墓，说是因修建于1983年的将军墓，“年久失修，已出现多处裂口、塌陷，急需重新修缮、绿化”云。这就奇怪了，邓将军是1951年被枪毙的，为什么到1983年才修墓呢？可见原来并没有什么墓，只是到了邓将军又有可利用价值的时候，才伪造了个“墓”。邓玉麟的女儿邓锡琼说：她父亲被杀后，全家扫地出门，她生活无着，只身来到武汉。1982年巴东县人民法院宣告邓将军无罪时，“巴东县政府仅在给父亲修墓碑时，给了我四百元抚恤金。这是每位死者家属都有的，而对被错误没收的家产毫无表示。我向他们提过，他们说赔不起。”直到刘衡把邓家惨状写了简报登在1985年9月27日《人民日报‧情况汇编》之后，有关方面才在1987年给邓锡琼补助了3,500元，让她搬进新屋。但以前没收的财物仍无一退还。

以前“党和政府”看着邓将军后人贫病交迫，而熟视无睹；今天为了“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为了利用邓将军这“少数民族的革命功臣、海内外知名人士”来搞统战、搞欺骗，便大方得多了，居然为了修墓而一掷四万金呢！

四、邓玉麟被恶意杀掉后，遗属、子女之悲惨遭遇

1，邓玉麟夫人徐风章(1886－1952)，在1952年自缢身亡。夫人湖北武昌人，出身医家。1911年经孙武介绍成婚。以后因将军长期奔走革命，时时在京、津、沪、汉间迁徙，生活十分不安宁。最后受将军被杀、全家被扫地出门、子女四散之刺激，而绝望至自杀。

2，女儿邓锡琼(1914－1987)，秉性脾气有乃父之风，能力超过兄长，将军常携之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毕业于湖北武昌女子师范，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抗战时避居乡间时，在将军创办的石桥小学任校长。后又转至重庆、武汉任教。思想激进、左倾，参加过民主同盟工作。在将军蒙冤被杀后的几十年，始终为其鸣不平。多方联系董必武、陈荒煤及将军辛亥友人申诉，始终一无所获。1957年本因工作努力而被评为武汉优秀教师，反右时又因家庭问题而划为右派分子，送至湖北沙洋农场和英山农村劳动改造，前后二十多年，每月仅发生活费十四元。1978年“落实政策”回武汉第13中学作退休处理，每月只领五十元零五角。由于终身未嫁，孤苦伶仃；患有严重冠心病等，既没钱吃药，更没钱请人照料，1987年死于武汉。共产党虽然为邓玉麟平了反，重修了墓碑，并把他的事迹、墓，当作宣传“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本钱，但却对他的女儿如此冷漠，可见这个政权是何等虚伪、凉薄。

3，长子邓锡初（1912－1963），中学时代思想左倾，1935年去延安的左派文人陈荒煤就长期住在他家。大学毕业后不愿混迹官场，而在武汉既济水电公司、重庆药苗种植场、川康兴业公司以及其父开办的企业中任职。1949年前后随父母蛰居乡间，一度划为地主，1954年才得解脱，到上海与妻、子女团聚。失业三年，1957年任教上海南洋中学。1963年冬突发脑溢血而死于讲台上。

4，大儿媳周修德（1913---），父亲从事鄂沪棉纱贸易，家境富裕。嫁入邓家后，四处迁徙。1949年后更携部份子女和亲属离开巴东，东逃武汉、上海。在上海以帮佣、洗衣为生。定居后再接丈夫和其余孩子来上海团聚。在各类运动中以各种方法保护邓家子女及亲属，由一个文弱千金变成一个体力劳动者。1958年后为生活所迫，参加过海岛围垦、当铁路民工、缆绳加工等一系列重体力工作。1972年由街道生产组退休。

5，二儿邓锡尧（1916－1977），上海光华大学肄业，当过一般教职员。1951年在上海华东干训班无锡分校因病退学，到武汉劳工夜校及小学工作。1963年因政治清洗，被送至湖北沙洋农场劳教，至1977年病逝，终身未婚。

6，大孙邓中仁，1938年生于武汉。1958年高考，因家庭成分而分配至青海大学，未去报到。文革中又因家庭出身，被厂方戴上反革命帽子，文革后才给平反。

7，二孙邓中哲，1945年生于重庆。1964年中学毕业后，去上海郊区农场工作。文革期间因家庭出身及政治陷害，隔离审查二年，并被判反革命罪5年。解送安徽劳改农场前后10年，1978年获平反回上海原农场。1982年才结婚。

8，三孙邓中宪，1956年生于重庆。1963年不能升高中，父亲病逝后进上海建筑公司当泥瓦工。文革中受“内部带帽反革命”处分。1978年改正平反。

总之，邓玉麟一家和中国人民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血腥统治下，没有安全、幸福和欢乐，只有苦难、悲哀和恐惧。邓玉麟一家除邓夫妇死于非命外；子孙两代中，一个被打成右派分子、三个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三个被强迫劳改，两个终身未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除在吃穿住行和思想言论上实行限制、剥夺、压迫外，在婚姻、爱情上也横施干涉、剥夺、压迫，如强迫右派分子离婚、不准地富反坏分子结婚等，可谓丧尽天良、绝灭人性。

五、“中央曾发函追查过”吗？

刘老师写到：邓玉麟将军被杀、家产全部被没收后，“中央曾发函追查过”；我完成不相信有这种事，这不是一生忠于眞实的老记者刘衡老师说假话，而是由于中共有意放出的这种假消息太迷惑人心。我否定中共“中央曾发函追查过”的理由：

1，如果中共“中央曾发函追查过”是真的，那以后就不会那么样继续残酷迫害邓玉麟亲属了。

2，如果中共“中央曾发函追查过”是真的，那么就不会有全国性的对旧中国党政军警人员的大屠杀了。有人查出1950—1953年被杀的国军少将以上的将领、有姓有名的就有109位，这种杀害一直延至1958年。文革中有没有在劫难逃的？还要再查。

我说过，中国共产党专门杀好人、杀自己人，甚至杀救命恩人。有人可能会批评我故作惊人之语，危言耸听。其实不然，请看铁的事实：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救过毛泽东的命，“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救过毛泽东的命，陕北的高岗、刘志丹也救过毛泽东的命，可是这些人都不得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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