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领袖们还活着。有些活得很滋润。有些日子紧巴巴。他们永远无法从六四的阴影中走出。这阴影有些是别人给的，有些是自己抓住不放。

    网上可以看到很多反省六四的文章。我对于某些事后诸葛亮的评论不以为然，假设六四当时某人应该如何反应，某人应该如何决策，好像整个六四运动可以很容易被某几个领袖、黑手或党内人物控制似的。实际上置身于那个环境，每人得到的信息都不一样，没有谁真正可以控制大局。

    我同情柴玲，她的一些想法和行为可以说卑鄙无耻，但真实体现了一个女人内心的虚弱。我也同情李禄，他的某些话暴露了他是个投机分子，但是有多少领袖敢说他没有政治投机的意图？

    我们这些普通学生和刘刚这些人不一样，他们是时刻做好准备，随时准备找机会闹事的。我只是一个看客，领袖们的指示符合我的爱好，推波助澜，一旦他们的指示或决策不符合我们的爱好，对不起，你们自己一边玩去，与我们无关。如果谁以为领袖们可以决定一切，那就错了。别人可以责怪学生们一次又一次地推选出最激进的学生领袖，到了极端就是柴玲这样的要制造流血事件保护自己的安全。我当时也喜欢比较激进的领袖，我喜欢看到运动闹得大，更希望看到中共下台。戒严令颁发的时候，我深信一旦马上回校复课，等待我们的必是秋后算账，学生领袖要坐牢枪毙，没人相信党的承诺。是恐惧和不信任迫使人们选出激进的领袖。柴玲心理的软弱也是我们心理的软弱。

    看到某人指责学生市民在学运之初反官倒、反邓小平、反赵紫阳，我只能认为他是个远离现实的梦想者。纪念胡耀邦的学潮如果打出支持邓小平赵紫阳的旗号，恐怕倡导者早被人骂个半死，永远不可能成为领袖，也不可能有六四。

    某些人指责学生打出“拥护共产党”的旗号是跪着造反。如果学生运动宣传的主旋律是“打倒共产党”，绝大多数人绝对不敢参加，那些学校的老师也不敢集体声援，普通人都是胆怯的，都是投机的，这点毫无疑问。

    现在很多人指责学生领袖把天安门三勇士扭送给公安机关。当时绝大多数学生市民都是支持他们这样决策的，我本人也认为三勇士是特务破坏。如果把整个学生运动的声誉看作最高目标，这种行为一定要制止。我反对他们移交给政府，是认为一旦他们落入政府手中，就可以被政府利用抹黑学运。现在我的观点有了变化，对当时这个决策的反感之处在于：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为了学运大局和所谓的国家民族前途，就可以牺牲个人吗？因为他们的行动给学生运动带来威胁——至少当时大多数人这么认为——就可以惩罚他们？

    在89年绝食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在广场宣称绝食学生都是精神不正常，学生领袖都是野心家，这人可能被人打个半死。那时候学生运动已经被神圣化，而人们颇有些教徒卫道的心态。

    网上的很多回忆文章，仔细看了，觉得大多学生领袖都沉浸在自己的过去不能自拔。纠缠于谁是谁错，为功劳和责任的问题争论很久。责任和功劳很重要吗？还指望论功行赏？

    我尊重沈彤的选择，尊重柴玲的选择。不因为他们是六四领袖，就对他们有过高的期望。六四出头当领袖是他们自己的决定，现在也是他们自己的决定。对六四领袖有更高的人品要求，是自作多情。

    对六四领袖的能力有过高的要求，也是自作多情。学生领袖不是一个门槛很高的职位，有些是胆子大一点，别人一推选就不好意思拒绝了，有些人一时血气冲动，从一个不问政治的人一下子变成领袖也是有的。我当年也差点被推选为学生领袖，因为我本人的理想是做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对政治毫无兴趣，才没出头。学生领袖是不需要争抢的，大家都躲在后面，等别人出头，自己好跟着闹。

    一个企业如果有了失误就彼此指责、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这样的企业决无前途。企业用人若根据18年前对企业的贡献制定职权高低，恐怕也是灾难。有竞争力的企业是根据当前能力来定位的。

    六四领袖们多半有心理创伤。有些改行了，有些招安了，还有些坚守着。我们只是在大家当前的表现中看，谁可以做朋友，谁不可以做朋友，谁还可能成为未来的领袖，谁不具备领袖的能力。

    领袖的身份只是一张皮，退去领袖这张皮，留下本真的活生生的人。

    那些死抱着这张皮不放的，那就继续裹着这张皮怀旧。

    我想用尖酸的而不是厚道的态度嘲笑那些还沉浸在往日辉煌中的民运大佬：79民运，89民运，文革民运……

    89民运领袖去死吧。79民运领袖去死吧。文革民运领袖去死吧。

    我只要看到你们蜕皮后的样子，那张领袖的破皮，舍不得烧掉的，就收起来，别拿出来炫耀，我没兴趣崇拜。

    2007年6月1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