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阶层民众为自身利益的集体和平行动，既是对自身民主素质的累积与锤炼；也是民主政治的希望与基础。

    一、沉痛的历史教训与反思

    这些年来，在我们的民主事业追求当中，也许还没哪一年像今天这样，遭遇到超越于想象的重大挫折。维权界三大领袖人物陈光诚被判刑，高智晟、郭飞雄被正式逮捕。湖南的维权勇士周志荣被拘留至今；异议人士力虹、郭启真、陈树庆等人先后以煽动颠覆国家罪被逮捕判刑；泛蓝联盟成员孙不二、张子霖等遭受到暴打与强制圈禁。

    面对灾难与挫折，我不禁反思起过去两年民主事业的起起落落，反省我们基于宏大理想的理性构筑与追求是否是达到目的的最佳途径；哈耶克说："原本想引导人们获得自由与幸福，却不曾想步入地狱之门！"绝对理性建构究竟把我们引向何方？难道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种理性构建给人类的伤害还不够吗？

    民主事业的追求应该和市场经济的发育一样，是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在现实条件不许可的情况下，公开的政治运动、两军对垒、阵前叫骂只能导致无谓的牺牲、消耗资源，这是当局最愿意看到的。由此，我就民主与维权的策略与原则等问题，与网友们开展了交流，有朋友提出了三公开与三不原则，就是"公开信仰，公开传播，公开活动；不暴力，不秘密，不组织"。这应该是以往维权普遍遵循的原则，但也是把自己暴露于政府的自杀行为。

    当我们都处于当局严密监控与打压的危险境地时，该如何开展工作、如何应对？这时我想到了"非政治的政治；非颠覆的颠覆"，且有一些的惨痛教训与经验：

    （一）、非政治的政治

    在此，我首先想到的是人类智慧的有限性，人既是有限的理性存在；也是一个感性存在体。有时人会很理机智，但有的时候会很冲动。记得当局曾经用鱼雷在我游泳的水域后方炸鱼，我惊恐愤怒地立刻回到电脑前，写出充满愤火的文章，这时理智丧失，不再考虑后果。心情平静下来，我才恢复理智思考。由此我感到，如果把民主事业寄托于某一个所谓超人或领袖的宏大规划，后果也许相当严重。

    当法轮功学员秘密把"九评"送到每家每户门前时，我们却乐观地秉承三公开原则行事。为什么？不过就是因为自己现在还不是被镇压的对象。因此，要总结维权运动的教训，首先应该反省我等以往的错误判断。原本认为只要有了我们维权精英，只要振臂一呼，人们就会四方响应。结果，我们所看到的大陆参与维权绝食的人，只是那些良心知识分子。法轮功走群众路线，秘密行动，承担了使命；而选择了公开抗争的精英，结果是受制于当局。

    民主运动绝不应该重复烈士赴死的悲壮；也不应该是政治目的明确的公开叫板，它应该是非政治的政治。用人们自发追求自由、财富与幸福的内在渴望与动力，逐步累积；用非政治的手段来完成政治的目的；用有限的可欲目标累积来实现宏大理想；用正义、人道与良知，引导大众。

   康德说得好：人既是受制于自然法则、基于本能而赴利避害的动物；也是一个能够超越于本能，遵循道德原则，用良知的力量追求自由信仰的道德存在。能够成为理想的道德存在，当然可喜可贺；然而，受制于生存本能而追求幸福也无可厚非。民主制度之所以成为可能，恰恰是因为它保障人们的利己行为，而不是利他主义的道德说教。

    我相信各阶层民众为自身利益的集体和平行动，既是对自身民主素质的累积与锤炼；也是民主政治的希望与基础。当人们怪罪于民众的自利、无献身于民主事业的道德勇气时，我们应该反省的八九学潮以来累战累败的原因。民主不是道德运动；不是理想主义的说教，精英化的民运没有出路。但是，我们应该明白一点，民主并不会因为我们的绝望而推迟到来，一一个非政治的不公开政治运动，早已经稳步推进，控制着历史的进程。

    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当"九评"被暗中送到千家万户之后，有些人选择了退党；而另外一些人则选择了自保、沉默。选择退党者当然是非分明、道德高尚，但是从此他变成了重点打压与监控的对象，而少了许多发挥更大作用的机会。

    体制外与体制内的隐秘联合的非政治行动，意义重大！今后，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必将是非政治的政治；非颠覆的颠覆。公开叫板的政治运动将孤立于民众，而步入困境。这是我们用维权斗士的苦难、民主战士的不幸换来的惨痛教训。

    （二）维权的模式

    以往，在官民冲突中，我们救济与援助的模式是：海外媒体的曝光、国际声援的支持，然后是知名律师的司法救济、体制外知识精英的声援。而最最需要的体制内代言人没有；最最需要的国内新闻报道没有。在问题国际化、公开化、政治化之后，体制内的援助通道被堵塞。即使自知理亏，当局出于面子也不会屈从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或律师于国际声援下的挑战，而做出任何的理性退让。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维权的受挫。

    如果我们能够换位思维，采取另外一种思路，也许情况就大为改观：官民冲突事件的消息首先在国际上被秘密掌握，然后通过有影响的机构反馈到体制内良知人士之手，然后在民众秘密代言人与体制内外良知人士的秘密组织策划下，国内相关媒体的同步及时报道；然后是组织全社会同等遭遇者的同步抗议，造成既成事实的国内民众巨大反响。这时体制内代言人提出相关的制度更新解救办法；提出相关的法案。整个事件的发展进程不给官方造成任何的国际操控与政治化的印象，以促进事件向好的方向发展。却实质上得到了国内外各界人士与组织的密切配合与暗中支持。当一切都在和平、非暴力的理性范围内发展时，地方当局与黑社会暴力打压的可能性降低。一切都有可能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而获得解决的机会。在此，社会的力量、体制内的力量、法学家的力量与国际力量四位一体的发挥着协同配合的作用，达至一个共同推进法治进程、民主化的目标。也许这种维权模也许比英雄赴难式的悲壮维权好得多。

    （三）民主运动的危险禁区

    要避免血腥镇压、避免人员伤亡，我们对政府及地方当局黑社会镇压手段、行为方式及可能采取的行动必须进行精确的评估与预测，绝不打无准备之仗；更不打当局有准备之仗。

    定州血案、汕尾东洲大屠杀，都是官商蓄谋已久、带着屠刀准备杀人的屠杀事件，这时，民众应该避其锋芒，做好理性周旋的准备；突发性的民众群发事件当局却无法意料、没有准备。这时，即使发生了打砸抢、甚至冲击政府与派出所、推翻警车也很少遭遇镇压。这给出了我们一个启示与经验，突发事件政府最头痛，如果能够策动全国性突发事件，当局首尾不能相顾，只有妥协。

    禁区之二是政府所监控的上了黑名单的民主人士，不能再公开组织参与任何的民众群发事件。对知名政治异议人士、知识分子直接介入的官民冲突，当局最为敏感。结果可能是被当局有选择的打压，维权失败。我们不要幻想当局会容忍政治异端的所谓公开"煽动"！在此，秘密的策划与暗中支持比公开好得多。知名民主人士参与维权必须走隐秘的地下策划道路，今后的对策是思想上与民众的广泛沟通；行动上与事件保持距离，避免因为自己的公开介入而导致事件的失败。

    禁区之三：民主运动不需要领袖：在高智晟、郭飞雄被捕之后，自由中国论坛的坛主方应看马上提出了选谁做下一个维权领袖的问题。在我们正反省过去对高、郭两位律师的共同敬仰是否理智？是否由此最终导致了他们的个人不幸时，我的感觉是，这个问题好像在问："谁是下一个被屠宰的对象！"

    诚然，作为被践踏的平民百姓、我们渴望救世主、渴望救世主、渴望青天再世。但是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当中国的良心与正义被消灭殆尽时，也就是邪恶政府、专制暴政、腐败官僚弹冠相庆之时。

    有资格做下一个维权领袖的人是谁？我想非范亚峰、赵昕、胡佳、黄琦等人莫属。然而在他们成为民主的旗帜、维权界的领袖时，被监禁、逮捕与打压的时候就来了。在我们还刚寄希望于范、赵、胡、黄等先生主持正义抗拒强权时，他们已经失去了自由。因此谁应该做领袖并不重要。如果一定要选一个领袖的话，那也只能在国外，必须摆脱当局的控制，才可能不受干扰的正常思考与组织策划。

    二、维权内涵与外延的变迁

    记得大约半年以前，曾与赵昕兄一起讨论过我们追求民主事业在现实生活中应该如何操作，其中赵兄就民运提出了他的看法，当时我颇为赞同。就是无论是捍卫公民自由权利，还是追求民主权权利、参政议政；无论是律师维权，还是参选人大，还是集体上访、静坐、罢工等等，我们都应该称之为公民权利捍卫运动，而不能称之为民主运动或民运。当时的考量是出于公民维权这个称谓在所有人心目中的天然合法性、合理性与可操作性。与国家体制的法治转型合拍，与颠覆国家政权无关。而民运则让许多人听起来都感到害怕，人们不禁会由此想到血腥镇压、想到六四，更不要说参与了。

    于是，基于特殊环境与条件下民主运动的需要，维权的内涵与外延不断的扩张，从消费者维权扩展到官民冲突的法庭调解与诉讼；从与公民私域权利捍卫有关的一切被侵权事件扩展到与公民政治自由的相关的选举、政治异议、监督政府的新闻自由甚至民间非政府团体或组织的建立等等，几乎涵盖一切与民主法治追求相关的事件。从此，报社员工集体罢工抗议政府强制罢免新闻编辑或新闻管制叫维权；基层民主选举与民主建设叫维权；民众集体上访与突发事件等等都叫维权。

    当时的策略与考量是合理的，甚至是相当智慧的。只有把捍卫公民民权的旗帜打出来，才可能给予人们勇敢参与的勇气与动力，才可能把民主法治建设工作尽快做好。然而，如今时过境迁，原本认为最安全、最可靠的名称突然之间变成了政府镇压与绑架的代名词；变成了"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的代名词，"公民维权运动"这一称谓的号召力丧失，凡与维权沾边的人要么逮捕、要么被软禁监控，反倒是不求助于法律诉讼的下岗职工集体静坐、报社员工罢工、民众突发事件等等自然得多、安全得多。

    在此公民权利运动被从严从重打压的情境下，我认为有必要对"维权"的定义进行重新的界定，把对抗国家主权的人民主权事业从被镇压心理恐惧中解救出来。从此，民主事业我们既可以称之为为主权在民事业；也可以称之为民有民治运动等等，或者干脆就化整为零，不给政府以任何镇压的借口，不用任何可能招致不必要麻烦的"运动"名词。这样既可以为今后法律维权工作的继续开展下去清除不必要的障碍，减轻法律从业者的心理负担，；也可以减少政府打压的可能性与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