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有多么看似正当的理由，使用未成年人从事赢利活动，都是违反人性的，哪怕从事“并不繁重的劳动”。事实上，近十年来中国童工数量猛增，首先不是经济增之故，即市场扩容增加了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而是教育产业化的恶果：

    其一，教育产业化作为一个“知识产品”生产链条，它在流水线的第一环节就以升学率为效率指标，从而造成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小环境”，那些在知识吸收上有问题、也许在其他方面很优秀的儿童被边缘化。

    其二，在上指的边缘化过程中，学校作为利益调节器，它会迫使教师们为分数排名而有意中断“劣等生”的学业。教师的方法通常是公开地不尊重“劣等生”的人格，或向校方反施压而迫学校与家长“共谋”，中断“劣等生”学业。

    其三，高学历教育造了一大批无法适应低端劳动的“知识废品”，低端产业的雇主也不愿出相对高额的工资聘请“知识废品”，反而更愿使用只求温饱的童工。

    这一项是自愿性童工存在的经济学基础。试想一下：一年赢利10万的小城市中档饭馆，其老板会花月工资1000元雇一个管理专业的大专生端盘子吗？不会的，他花400块钱雇一个童工，条件甚至包括“管吃管住”。因为相对于前者，他增加了7.2%的利润。

    以升学率为主要目标的教育产业化，本质上是一种歧视性教育，再加上中等技能教育极大贬值，童工的社会来源就成浩荡之势。初中后失学的少年在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保守估计其恒定数量在10000万左右。其城市部分能占到1/4，至少有2500万之巨，这里面应当有1/3的被迫从事低端劳动，如饭店的侍者（即端盘子工作者）、网吧的保洁员（或网管）、无执照私人作坊的打杂工。农村部分，失学少年（童工源）应在7500万的样子。保守估计，有2/5的人进入童工序列，约为3000万人。如果不考虑人性因素，只从劳动经济学及社会控制的角度讲，3800至4000万之巨的童工进入市场，无疑等于及早解决相当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甚至为一些贫困家庭带来相当的收入。但是，从社会整体素质增进的长远利益看：童工群体尽管大多数在低风险的低端产业工作，但这种机制对个体人格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比如一生无法挥去的挫折感，心理极度压力下的犯罪冲动及事实结果，等等。

    童工现象与中国教育机制生产“知识废品”，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童工现象不仅使中国在本质远离了社会主义的原教旨——人道基础，而且还破坏了传统文化中本来就少有的好的伦理，比如父母对孩子的法律责任。这个问题的另一端则是，如果一个家庭对未成年又“没出息”的孩子提供必须的生活条件，那么周围的人会把这种家庭伦理视为不懂管理即溺爱孩子。畸型的市场经济与教育产业化政策，不仅扭曲了称为“劣等生”那类未成年人的心灵，而且还会波及他们的父母。

    由于巨大的童工源的存在，本来可以改善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技工教育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许多大专毕业的技工不得不在童工工资的水平上竞争。与上举的“饭馆案例”相类似，一家汽车修理学院（专科）毕业的学生在其试用期间，就遭遇了童工待遇：厂主每天提供一顿质量一般的午餐，每月开给200元的见习工资，所幸工厂还能提供免费的住宿——或者在500块钱的工资总额中扣除300块的住宿费。

    对技术工人的残酷的低廉工资制剥削有着它的市场合理性，因为厂主完全可以以童工来替代这些技术工人，毕竟在他们见习的阶段里仅仅是个“劳动力”。而以中国非尖端技术的传承习惯看，一个以童工身份进厂工作的人在有资历的师傅带领下，学成技艺，对企业会比有学历的技术工人效忠于企业。也就是说，有学历的技术工人比童工身份的人容易“跳槽”。

    童工与有学历的技术工人之间的劳动力替代关系，在本质上讲，是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劳动制度之激励结构”问题，但是，中国的教育产业化政策不会理会这样的问题。因为庞大的教育产业在迅速而固定地从社会取得收入之后，还能为国家提供大量的税收。教育产业化政策是国家治理方面致命的短见，正如今日飞速增长的经济是以环境为代价，而计入环境成本就会出现负增长一样，两者同时成为毁坏中国前途的“有毒的健身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