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

    我的童年就是在这里结束的。这个院子很大，院子的中心还有一口枯井，深得看不见底，直到我离开这个院落的时候，也不知道这口井下面到底隐藏着什么。院子的西房门口种着两颗粗壮的树，一颗是椿树（臭椿），一颗是榆树，就是这颗榆树，救活了我们院内两户人家的命。

    院子里住的都是工人；也就是贫民百姓。西屋那家，丈夫是拉三轮车的，媳妇无业在家，他们家有七个孩子；北屋住的是两代人，挤在低矮的平房内；南屋是个五口之家，也是丈夫在外面工作，是个印刷工人，妻子在家带孩子做饭。在平常的日子里，小院里洋溢着祥和的气氛，谁家要是做了好吃的，别的家里的小孩子会闻着香味跑过去，免不了这家的饭菜就要被孩子们抢吃了，日子久了你不去吃他，他反而不高兴，就故意的做一锅香喷喷的肉，早早的打开锅盖，让院子里充满诱人的肉香，真到熟了的时候他就会站在院中央，老张老李的叫着，催着大家去他家吃肉。

    仲夏之时，余热未消，大家便从低矮的平房里走了出来，每人拿着一个小板凳，都很自觉的在那口枯井边周围围坐一圈。男人们尽可能的讲一些别人不知的奇闻，以显示自己见识之广，女人们偶尔也要故作姿态的插上一句，以显示在家中的一席位置。我们就惨了，听着大人们的聊天，如闻天书，但也不走，因为院中两颗粗壮的大树，把整个院子抱在它的脚下，在热的天气里，也能透出些许的凉意。

    好景不长，我来到这户人家没有两年的光景，就赶上了60年人和自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

    养父母家在当时成了院里的土财主，养父母是双职工，只有我一个孩子，养父又能利用职务之变从磨豆腐的豆浆房里每天能带回一大包豆腐渣，这些豆腐渣除了接济院内几户孩子多的家庭外，剩下的我们就能够填饱肚子。西屋那家拉车的是最难过的一家，孩子都已半大了，自然是能吃的时候。他们的父亲，每天靠一膀子力气挣钱，自然就要吃饱肚子。等到大家苦撑到自然灾害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家连豆腐渣也吃不上了，西屋那家也没有办法吃大锅饭了，每顿饭都要由孩子的妈妈，把每人每天的口粮，分别放在各自的碗里，然后上锅去蒸。有一次我亲眼看到，孩子的妈妈在盖上锅盖之前，悄悄地将碗里的米拔出一大半，放在她丈夫的碗里，然后就象数米粒一样，数出那么几十颗米，放在家中长子的碗里。这一年城里、城外能吃的树皮和树叶，险些都被饥饿的人们剥光了，连地上的蚂蚱都不能幸免，空中很少能看到飞着的东西。西屋家里孩子多，粮食越来越少，当时正值院内榆树结满了榆钱，就是这些榆钱和榆树下面的一些根茎，帮助他们和其他两户人家，度过了那个让人难以忘记的饥荒年月。

    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小院中的那份祥和、平静再也找不回来了。多少年过去了，那个小院中的人们在生活的风雨中有的曾经疯狂过，有的曾经泯灭了自己的人性，更有的疯狂到不顾手足、儿女、夫妻之情。

    几十年后，我有幸见到了那个小院中的一个邻居，他其实比我只大上四五岁，但过早苍老的面容，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大出二十几岁。他见到我之后目光飘移，长时间的不敢与我对视，他是吃我们家豆腐渣最多的一个邻居，也是历次运动中最疯狂的一个马前卒。在文革的时候，院里人谁都不会想到，他会带着红卫兵来把自己的家给抄了，竟然还扭着他母亲的胳膊，在胡同里游街。68年他去了东北兵团，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回城大潮不知怎么他也没赶上，改革开放后，他终于把户口迁回北京，但由于他总想着革命，他的本事就是造反，没有一技之长，就只能靠捡破烂维持生计。我拉他进了一个小酒馆，半瓶二锅头下去，他的双眼红红的布满了血丝，他连连的叹着气，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一会儿泪流满面，情感不能自持，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又能给他什么劝慰和忠告呢？因为他是那个年代的畸形产物，那个年代造就的一些人就如同狼一样，假如再赶上适当时期，他可能都会把我的脖子给扭下来。我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无奈的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只给他留下两个字：保重。

    我虽然没有被那个时代逼疯，但厄运始终没有离开我。1978年，我终于找到了可以倾吐的机会，欣喜的看到了西单民主墙蕴涵的勃勃生机，我毅然决然的进入了《探索》刊物，在这里使我的心灵找到了归宿，也使我搞清了是谁给我的家庭带来了厄运，使我的家庭支离破碎。

    但是，就是这样一点点的自由思想，就是这样的一点政治诉求与主张，险些遭至杀身之祸。先是逃亡中的被拘捕，后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在功德林监狱里扣压三个多月。79年春夏之交我带着一身虱子，拖着疲倦的脚步回到养父母家时，他们像对待陌生人一样将我赶了出来，并丢给我一把钥匙说：给你安排了一间房子，你以后可以独立生活了，不用在来找我们了。那年我24岁。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再去找他们都被赶了出来，他们只跟我说一句话，你只要不再来，就是对我们尽孝。我为了看他们特意买的两条活鱼，又让我完完整整的拿了回来。等我蹒跚的走到胡同口拐角处时，自然灾害时曾吃过我给他的豆饼的那个邻居，现在已当上了街道的治保主任的老邻居把我拉到一个僻静处悄悄地跟我说：“你不要怪他们，这老两口一辈子本份，最上面的公安局找过我们，也做过他们的工作，他们不愿意被扣上反革命家属的帽子，我们正做他的工作，办理和你脱离关系的手续，这都是他妈的上面的指示，我们也没办法，只好干这缺德事”。我握着这位老兄的手，千恩万谢之后又留下了那两条鱼。从此，我从那条熟悉的胡同里消失了，我不敢回去，我不敢面对那个小院，更不敢面对把我辛辛苦苦养大的两位老人，他们虽然不是我的亲生父母，但却胜似亲生父母。也就是从这天开始，就又回到了童年般的流浪生活，像个断了线的风筝四处飘荡，像一叶孤舟在茫茫的人海中找不到彼岸。从离开了那个温暖的家之后，每到逢年过节鞭炮齐鸣时，我就会躲到玉渊潭的湖边去，因为在那里听不到鞭炮声，听不到欢笑声，只有湖水有节奏的轻拍堤岸，陪伴着我的，有风吹荒草的刷刷声为我歌唱，有风从我脸上吹过，轻轻的给我抚慰。

    1986年，因为我参与“南方会议”被判刑4年后刑满出狱。在以后的4年中，我扫过马路，捡过垃圾，当过饭馆的服务员，扛过麻包，烧过锅炉，社会上最底层的工作基本上都干过了，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没有哪个单位敢要的，更没有谁会重用你，我们成了当时社会上最早的边缘人物。也恰恰就在这时，在我最困难时，苍天有眼，使我能够和一个贤惠的女子成婚，她顶着家庭的压力，顶着单位领导和公安的威胁，毅然决然的和我结婚了。婚后，虽然我们的生活很是清贫，但却过得很快乐，因为我们是为自己而活、而快乐。婚后一年，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但是好景不长，1989年“六四”之后，我又被非法拘禁六个月，因为我在“六四”时是在“高联”《新闻导报》任顾问。回来后，在我和妻子生活的那间小屋门上看到的不是妻子迎接我的笑脸，而是一张盖有法院大印的离婚判决书：里面写着因我有狂躁性格，精神不正常，做事偏执，致使夫妻不和，准予离婚。当时我疯子似的到处去找她和我的儿子，但却踪影全无。

    一年多以后，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使我在大街上见到了她和儿子，她胆怯的、警惕的环顾了四周半天，才揪起我来七拐八拐的来到一个厕所的旁边，急切的告诉我不要恨她，是他们（指公安）要我和你分开，说你在“六四”中参与了暴乱活动，这是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如果不离婚她和她们家都要跟着遭殃。她接着说：为了儿子，为了她们家二老，我只能做出这个决定。她说：只要我同意离婚所有手续分秒之间就能办成。

    当时我不知道是怎么和她还有孩子分手的，我只记得和他们分手后，就沿着北京城转着圈的走着，走了一夜。

    我那时很单纯的认为，离婚尽管是一件令我刻骨铭心的事情，但是儿子和妻子从此就能成为一个自由人，这种牺牲也是值得的，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厄运居然追到我儿子身上。

    我的儿子

    跟我妻子离婚时，我的儿子刚刚一周岁。他都不知道，站在面前的是他的父亲，只是把我当作和他所有见过的陌生人一样。以后的几年里，我的生活始终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我不可能给儿子带来任何物质上的享受，更不想在他的身上出现和我一样的命运。可是这不过是一厢情愿。几年后的一天，我的前妻突然给我打电话，当时我正在永定门火车站当搬运工，正赶上一批水果要赶着下站。我几次和老板请假，说家有急事，老板就是不批，一怒之下我连工资都不要了，就离开了那里。

    我前妻把我约到一个很僻静的地方，她还是那样的胆怯，在确认了没有任何人监视着我们的时候，她才告诉我一个令我异常气愤的事情。原来，今天我前妻去学校接我儿子的时候，跟她关系不错的我儿子的班主任神秘兮兮的问她：你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我前妻很诧异的答道：没有任何事情呀。老师说：不对吧，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我的前妻更加疑惑的看着老师的眼睛半天说不上话来。最后老师才告诉她事情的真象，也就是在今天上午，校长带着两个中年人找到她，只跟她说这两个人是上面派来的，想和你了解一些情况，需要你配合他们的工作。她当时以为是区教育局的来检查教学质量。但是在不着边际的谈了些其它事情后，就详详细细的问起了我儿子的情况，诸如；每天谁来接他，这孩子的性格如何，有什么特别的偏爱没有，经常接他的是谁，有没有家属以外的人和这个孩子接触等等。这个老师当时大着胆子，很好奇的问对方，你们是不是在做学生心理调查，对方摆着那张始终麻木的面孔，很严厉的盯着她，看了几秒钟，才蹦出一句冰冷的话：不该你问的少问！老师和我的前妻说完后，很神秘的跟我的前妻说，我看他们不像是什么好人，感觉是像安全部门工作的。

    又过了几年，我的儿子转学，本来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在法律上规定，我已不是孩子的直接监护人，但我的前妻又找到我和我商量。她说，学校领导非要我写一个有关儿子的亲生父亲的情况材料，她和校长吵了起来，校长无可奈何的告诉她，他也没有办法是上面的指示，要我前妻同情他，理解他，就算帮他个人的忙。我的前妻拿不定主意，就又找我来问。我又能说些什么呢？自从我78年参与民主墙活动又进入《探索》出刊之后，近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每年都要有十多次、二十多次的被无故的叫到公安部门问话，几天、几十天，2006年竟然达到了上百天的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那些日子里，由于不能够出外工作，有时甚至靠借贷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