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反右三代受害/马文都 /维权广场

在家人和同学都准备为我送行的时候，如同晴天霹雳，我突然接到了学校的通知，我竟被取消了当兵的资格，而学校为了补上这一名额，不得不匆忙将另一个政审稍有阴影的人填补上了这个空缺。这在当年是一个谜，是一个不可能让一个普通老百姓所知道的谜，连我的朴实、憨厚、少言寡语的养父和五代都出身贫农的养母都百思不得其解。

当时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异常的刻板而枯燥，就像当年的人们见面打招呼时机械的使用那些红宝书中的问候语一样。“一颗红心两手准备”，这是校方给我做思想政治工作时的一副良药，这副良药如同算命先生的话一样，两头堵，让你无法找出什么更好的理由来反驳他。当时在我那个年龄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现象，却无法将他进行理性的分析。对这件事我只有疑惑，因为，我明明看到毕业班的后门兵，一个接一个的从后门耀武扬威的走了，可我们这些贫民百姓却连正门的路都给堵死了，我在想，为什么都是一颗红心，而他们却只有一种准备，我却反而要两手准备呢？这可能是我对一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产生反思的启蒙时期吧。

一九七五年，不能当兵的谜底终于被揭穿了。

在我终于知道了自己那段近于惨痛的家庭经历后第一个能使我联想到的就是当时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与我命运很接近的那个李铁梅。我清楚的记得那个段子叫“痛说革命家史”，其中的场景是：是窗外寒风凄凄，警车呼嚎，屋内昏暗的油灯下李铁梅的奶奶紧握着李铁梅的手说：“你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我清楚地记得当时那个场景它竟然和我的命运有着如此相近之处。这些是我的亲弟弟在二十几年后找到我并告诉了我家庭的真相之后，我内心中真实的感触。

我祖父是黑龙江省伊春地区的一个大地主，据说方圆百里相当有名。我的父亲姓李，他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中，却在一九四五投奔了解放军。据家人讲，他跟随着共产党的队伍扛过枪、渡过江，当时他所在部队的团长就是解放后任总政治部主任的XXX。据当时和我父亲一个部队的人讲，他枪法很准，作战勇敢，多次受到部队领导的表彰，当时追随的是林彪的第四野战军。解放后，我的父亲又跟随部队到了朝鲜。

我的母亲也姓李，据家人讲，她出身名门大户，她的家就在北京，她的母亲在中科院工作。我母亲的家是个很大的家族，她的家族中，有唱戏的，有从政的，有搞教育的，还有经商的。她和我的父亲是哪年认识的已无据可查，当时我的母亲在师部工作，是个文书。我父母的婚事就是当时的师长给她保的大媒。在那个所谓革命与战争的年代，革命队伍中的恋爱方式，基本上都沿袭着这样的模式，这可能就是延安作风，也是扼杀人性的作风，难怪有许多后来进城的土八路纷纷抛弃了战火中结合的妻子，而拜倒在资产阶级小姐的石榴裙下，因为在所谓的资产阶级那里他们的人性和人格才能得到极大的彰显，这在前一时期许多反思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已都有表现。

在赴朝作战中我的父亲负责后勤供给工作，在一次运送物资当中，他的腿被炸伤了，我的母亲也在那场“雄赳赳、气昂昂”的战争中献出了半个手臂。随着凯旋的号角，拖着自己的伤残的身体他们双双回国了。当时，中央军委在铁岭地区建立了一所“荣誉军官学校（这个建制早已取消了）”，我的父亲、母亲作为伤残军人调到那里去工作，父亲当时任营职，母亲是连职。

一九九0年，为了寻根，我特意赶到铁岭与我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姐姐见面。那次，我的姐姐带我去到当时的校址查看，此时已是人去楼空。为了进一步亲自证实我过去的经历，姐姐带着我拜访了几个原来军校的老人，他们大都已是年过古稀，但对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父母还是记忆犹新。从他们那里我进一步知道了我们家庭变迁的许多更真实的情况。

那时，我的父母亲在铁岭军校入住后先后生了我的大姐、我和我的双胞胎姐姐、我的弟弟。那时的家庭生活环境很好，据叔叔阿姨们讲，因为我们家孩子都是隔两年就出世一个，父母工作又忙，我们家就请了两个保姆来照顾这几个孩子，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在我矇眬的记忆中或许是在梦里，我也多次见到过一个场景：一个大操场，操场的一头有许多靶子，在对面许多人趴在地上，手里端着枪在练瞄准，我拿着小石头子往他们枪的准星上放，在扣动扳机时谁的石头掉下来我就跑过去给重新放上，这可能就是我唯一能留下的童年的残破记忆。

一九五七年，我们这个祥和、安逸、平静的家庭生活被打破了；被震碎了，而且是支离破碎。这一切都是发生在父母刚刚远离战争的硝烟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的时候，我们儿时的梦想刚刚开始的时候。五七年成了我们家庭的恶梦开始的时候。

我的父亲在一夜之间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从他被带走的那一天，就永远的告别了这个家庭，直到三十几年后，他才历经千辛万苦通过四处查找才找到了我的弟弟。在那个大院里，我们这样的家庭不只是一家。据那个学校的人回忆，许多想帮助我们的人也是碍于当时的形势，不敢靠近我们一步。

在这突然而又沉重的打击下，我的母亲就要全部承担起维持家庭生活，养活我们这几个孩子的重担。由于父亲的被带走，经济条件所限，使我们无法再用保姆，父亲、母亲的家人又远在他乡，很难给与她有效的帮助。离开了没有保姆，没有父亲日子，显而易见当时我母亲的生活是很困难的。当时的军校领导在我父亲被判刑后，多次找我母亲谈话，让她做出选择：第一，与父亲脱离关系能够保留党籍，但也要脱下军装；第二，不脱离关系就要开除党籍扫地出门。那个年代的人，把追随共产党和加入共产党，看作是一种至高无尚的荣誉和神圣的使命，有许多人把党籍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这类人大多是追随于中共的平民阶层，像我的父母亲；更高一层的党内高官，是否也是这样的忠诚与纯真，那就要画个问号了。

我的母亲做出了第一种选择。据原来同院的邻居讲，我们全家临离开那个大院的时候，那个场面很有些惨烈，我的母亲怀里抱着我的弟弟，另一只手拉着大姐，我和我的双胞胎姐姐偎依在我母亲的身后，大院的邻居没有人敢走上前来与我们道别送行，能够为我们送行的是院里的士兵和保卫人员。我母亲在离开那所让她眷恋的房子时，将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去掉了帽徽和军衔的军装，端端正正的放在了床上，等她走出好远，还很依恋的看那屋内一眼。

在好心人的劝说下，也为了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我的母亲在临走的时候，把我双胞胎的姐姐留给了铁岭一户三代出身都是工人的家庭，那是个两口之家无儿无女。在当年那个政治出身压倒一切的年代，也算是我母亲为我的姐姐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归宿。

我们随着母亲来到了北京她的妈妈家，当时我三岁，我的弟弟刚满周岁，我的大姐也只有五岁。我姥姥在中科院工作，据家人讲，她生性要强，性格刚烈，当初我父母的结合她就极不赞成，按照她的意思母亲应该找个门当户对的乘龙快婿，最起码也应该找个师长、旅长的，像我父亲的职务和出身她是极不同意的。如今，我母亲的命运不幸被她言中，她更是得理不让人，对我母亲没有一天好脸色，何况又要养活我们这一家四口，从生活条件上来讲，的确是非常吃力。为此，我姥姥就天天逼着我母亲，让她尽快嫁人。我母亲在年青的时候的确相貌出众，在军校的时候，人们也戏称我母亲是一朵校花，据后来在北京为我母亲介绍对象的媒人说，生过几个孩子之后的她依然是风采出众，她当年二十九岁。

我母亲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听从了我姥姥的意见，先把我的大姐送给了位于西四颁赏胡同的一户人家。那是一户平民家庭，家里还有一个男孩，那对夫妻都有工作，生活还算不错。我当时还很小，我的母亲并没有马上把我送人，现在想起来，她还是有一番苦心的，她当时很想把我和弟弟一起带在身边，但是，以个人活在世间，又能有多少事会随人心愿呢？

我姥姥东奔西跑为我母亲寻找新的丈夫，在那段日子里不断有媒人闻讯赶来说媒拉线，把我母亲看成了是一块放在案上没有出售的鲜肉，恨不能马上就想让人们把她吞食掉。但是，在那个年代，按照我姥姥的目标去选择母亲的对象，没有一个能够成功。那些个高官，只要一听到曾是右派的妻子，唯恐躲闪不及，哪个还敢跟她通婚，更何况身边还带着几个半大的孩子。经过这些尝试他们终于把目标的着眼点，放在了平民百姓的身上，但一定要是根红苗正。很快，一个小我母亲两岁的理发师进入了我母亲的视线。那个男的当时在新街口一个国营的大理发店工作，人长得很帅，他的照片经常被挂在“中国” 、“白雪”照相馆的展示橱窗里。他家三代出身没有问题，又没有结过婚，在当时的确是个很好的人选，可对方提出只能带一个孩子过去，我的母亲不同意他的要求，可是我姥姥在当时无论是她的本意还是她真实的想法，对我母亲使了个缓兵之计，她对我母亲说：“我先把二傻（我儿时的小名）送到亲戚家里代养，日后你那儿宽裕了再把他接回来”。也就是这个决定，使我的童年经历如同《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一样，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流浪生活。

（未完待续）

马文都：一场反右，三代受害——父亲、我、儿子（中）

我

我姥姥给我选择的第一家寄养人是我的小姨家，当时住在西四附近的大酱房胡同里。我现在还记得，我到她家时是个晚上。那是一个老北京典型的四合院，一进大门还有个大影壁。小姨家屋内打扫得非常干净，地上的青砖都闪闪发亮，他们给我吃的饭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叫不上名字的饭菜，主食是花卷，不像我在姥姥家吃的那个拳头般大的花卷，那只有核桃般大小，非常的白，大了才知道那叫富强粉面。她们家只有一间屋子，我小姨和我姨夫在屋内的大床上睡，她安排我在一张小床上睡下。这一晚是我睡的最舒服的一个晚上，梦中我发现自己是在一间到处都是黄灿灿的光的房子里，四周的墙都是暖暖的，我在这间房子里头尽情的玩耍、尽情的叫，在我叫喊最起劲的时候，我被小姨叫醒了，她轻轻的告诉我该起床了，要跟她一起去上班。此时我姨夫早已走了，她给我准备好了早点，是一种叫“桃酥”的点心，那是我头一次吃，那时的味道现在想起来还流口水。

[下一页]